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5周年之际，我们为您系统梳理5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取得的重要成就，并约请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部分专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方向，树立责任担当，不断创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业绩，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一

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为全面了解5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同时为编制《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供支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近期组织各省区市社科工作办（规划办）及在京委托管理机构，重点就全国社科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科研成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调研。相关情况如下：

     社科研究队伍情况：

     全国中级职称以上社科研究人员超过51.3万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8.8万人，副高级职称18万人，中级职称24.5万人；人文学科20.9万人，社会科学30.4万人，马列·科社、应用经济、法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教育学、艺术学、体育学、管理学等10个学科研究人员均超过2万人；在职人员43.3万人，退休人员2.2万人，民办机构5.8万人；博士生导师2.8万人，硕士生导师11.4万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5.6万人。

     较2016年，研究人员数量增长了14%。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发展较快，人数从0.5万增至5.8万。

     重点研究机构情况：

     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研究机构数量达3640个。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机构510个，其他部委重点研究机构454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357个，其他省级重点研究机构1319个。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有14万人。

     较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研究机构和人员均呈增长态势，研究机构总量增长81%，研究人员增长180%。

　　各级各类项目情况：

　　研究成果产出情况：

二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汝信

当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和发展前景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三大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个目标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与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相一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相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几十年来，我从事中国史学的研究，为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而感叹、自豪，对于彰显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自然多一些思考。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史学具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可让今人作贯通的考察，进而揭示它的发展规律，而这种对规律的认识更能启发今人的思考。二是中国史学具有多种社会表现形式，加之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相结合，历史撰述的内容和类型丰富而多样，这是展现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步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代史学能与现代史学贯穿起来，现代史学得到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滋养，古代史学从现代史学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样的史学内涵和史学面貌，是当代史学工作者所期待的，自应为之而努力。

     当然，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尤其在理论建设方面，不应是封闭的，而应具有世界视野。

     “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一家之言”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由于学科门类的不同，所拥有的学术资源的不同，以及目前在理论层面上准备的不同，各学科在研究方法、路径、进展情况等多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若干个“一家”做得好，“百家”自然“水涨船高”；“百家”的水平高了，也会带动“一家”的提升。二是注重研究成果的积累，即把理论探讨与实际研究成果的积累结合起来，使“应该做”“怎样做”和“已在做”结合起来，尽可能把已经明确了的理论认识落实到具体的撰述成果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积累多了，“三大体系”构建的学术大厦就越来越牢固、越来越雄伟。三是始终坚守“自我”。所谓“自我”，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守“自我”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坚守中国特色的立场和本分。我们通常说的世界眼光、世界视野，也是在这一立场和本分的基础上展开和延伸的。关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中中有外”，即中国学者的著作中有外国学术作参照，使之成为研究著作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学术的研究则可概括为“外在中中”，即外国学术在中国学者的专门研究著作中得以表述。

聆听时代声音 回应时代呼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2016年5月17日，我作为经济学界的代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伟大号召后，更觉责任重大，要抓住时代机遇，推动能够帮助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不辜负总书记的殷殷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西天取经”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却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其他遵循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转型的国家，则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为何根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失败，而中国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实现了民富国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发展中国家许多结构因素和发达国家有关键性差异，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若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知成一体”目标，必须来自发展中国家总结自己经验或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创新。

     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知名学者多集中在英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学知名学者多集中在美国。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知名学者之所以会在时空上集中出现于一个国家，是因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或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为我国经济学界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然而，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学界过去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以中国数据来检验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的做法，而要直面中国的现象或问题来进行理论创新。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将在中国出现。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为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和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作出贡献，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各自的工业化现代化机遇，从而实现共享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江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相互割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为学科的融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指明了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来是一体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两者逐渐分离开来，这是符合人类知识形态发展进步的内在逻辑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分工，就不会有人类知识的进步，不会有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本应只是相对性的，因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截然分开。

     我们一直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与融合。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野日益凸显。此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其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合作和交流越来越少。

     当今时代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深入、多向度的对话与交流。当前，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都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手段造成颠覆性改变。同时，现代科技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持才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只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共同聚焦和联合协作，才可能为解决问题找到更完美的答案。交叉融合既是发展趋势、创新路径，也是现实需要。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毫无疑问，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也许同时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历史上有若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例证。随着大数据的引入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对于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和概念论证、阐释、描述精神现象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有更多期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角力的焦点，必须将优秀传统文化当成重要的国家资源来对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应用于现代国家的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以儒学为例，儒家学说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升华和处理，使其精华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

     建立中国话语体系，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炼，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通过社会科学化的转化，使“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能够为多元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

     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冶炼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这一过程内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创造、再凝练、再诠释，它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辨析和萃取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愿景的积极因素，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审慎地检视传统文化中难免存在的一些不适应当代人类发展共同准则的东西。“双创”当中包含着“扬弃”，我们有这份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沈壮海

     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我非常荣幸参加了这次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与在场的百余位代表一样，心潮澎湃，感觉到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头的责任，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历史、现实多个维度，精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和时代意义，深刻揭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系统阐述了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其中的重要论断包括：一是“发展起点”论，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二是“根本标志”论，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三是“指导思想”论，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四是“主体内容”“最大增量”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五是“重要任务”论，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六是“理论创新”论，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七是“科学态度”论，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八是“实践要求”论，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在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以下几方面更扎实地推进建设。一是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一步充实学科力量、凝聚学科方向、优化学科布局，进一步丰富学科发展资源、汇聚学科创新要素、营造优秀学术文化生态，推动学科的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创新活力、学科辐射影响力、理论社会引领力。二是要持续有力地推进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人才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教育，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普遍性提升。三是要有力弘扬优良学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有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我们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便能够自觉地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有所贡献。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时间过了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的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刚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者尤其是智库学者指明了未来工作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在各方支持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快速提升。在各大国际知名论坛上，中国学者的身影已频频出现；在许多国际媒体中，常见中国学者的文章或采访；中国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推介翻译至国外出版；推动中国学者走出去的制度日益完善。这些积极的变化都源于五年前的那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进展是明显的，但要看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空间仍然还很大。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还要解决“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点：

     如何更好挖掘、梳理与总结中国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有着自己的新经验、新模式、新道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重新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学理性的新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如何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尽管中国声音在海外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了联合国文件，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在没有硝烟、日益激烈的中外舆论战中，中国在多数时候仍是被动的。尤其是近年来，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上发声、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变得更紧迫、更有时代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对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许，也为我们提出了新任务、新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不负重托，完成这个使命。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