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岳学平就“深度调查研究”连发三问，传递出关乎研究范式改革与学者责任正本清源的强烈信号，在社科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和反思。

　　三问从“何谓”到“为何”再到“何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认知闭环。一问“需要何种”，是立场之问，强调调查研究必须站稳人民立场、直面真问题，力戒“盆景式调研”与学术空转。二问“为何需要”，实为价值之问，强调深度调查研究是穿透信息迷雾、校准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是学问连接地气的“生命线”。三问“如何开展”，则是方法之问，以“深、实、细、准、效”五字为圭臬，呼唤研究者用脚步丈量，用真心倾听，用真情书写。

　　岳学平连发三问，其终极意旨绝非止于发问，而是要为社科界共同推动一场从书斋到田野的研究范式革新鼓与呼。这不仅关乎方法论的升级，更是对我们自身角色与学术品格的重新锻造——三问既毕，答案已然明了：唯有将思想的激荡转化为深植厚土的自觉，将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学问才能真正走近人民，彰显大用，绽放芳华。

我们需要这样的深度调查研究

岳学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光荣使命，不大兴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走进实践、直面现实问题进行深度调查研究，就难以把握时代脉搏、回应人民关切，更不可能拿出真正有分量、有洞见的决策咨询建议，最终只会使学术沦为空中楼阁，失去生命力与说服力。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哲社县域发展调查团首批已分头进驻12个县（市）开始深度调查研究，后续还将分批完成对全省57个县（市）的深度调查研究。这种“驻县不少于3周、专家不少于10名、访谈不少于100人次”的深度调研安排，连同配套实施的“调研日志+访谈实录+问题清单+诉求建议”四同步研究机制，令人耳目一新。这轮大调研的要旨在于推进研究范式创新，切实让调查研究扎根泥土，让研究成果服务发展急需，进而使学术智慧、理论思考更好融入南粤大地的发展脉动，更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这场深度调查研究的大幕已经开启。在满怀期待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自然而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调查研究，才是党和人民真正需要的深度调查研究，才是真正能够彰显价值的研究。

　　我们需要站稳人民立场、服务中心大局的深度调查研究。

　　这是做好社科工作始终应有的政治站位，也是深度调查研究能够开展起来、落地见效的动力源泉。当前，一些调查研究之所以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之所以凌空蹈虚、饱受诟病，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态度不端正、融不进主流，往往是主要原因。有的调查研究走的是“经典路线”，听的是“标准汇报”，看的是“精心盆景”，唯独缺少对群众真实处境的情感代入；有的调查研究停留在“材料对材料”“概念演绎逻辑自洽”的闭环里，看似忙碌，实则与时代脉搏、人民期盼不大相干。我们应该明白，调查研究不是学术上的自娱自乐，不是学者们的自我设计，而是连接理论与实践、党心与民心的桥梁。最能彰显调查研究价值的，不在于报告有多厚、套路有多熟，而在于能否回应人民关切、服务发展大局。真正有深度的调研，必然是带着感情下去、带着问题回来，带着责任下去、带着办法回来。

　　当前，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背上行囊、走出书斋，以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为逻辑起点，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价值旨归，用脚步丈量南粤山川，用眼睛捕捉改革脉动，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创新律动。只有“身入”且“心至”，我们才能与丰富的实践场域同频共振，与可敬的人民群众完成情感交融，在基层的烟火气里读懂真实的生活，在群众的急难愁盼中找到调研的着力点。唯其如此，调查研究才能真正从“纸面”落到“地面”，从“形式”走进“实质”，成为赋能科学决策、厚植为民情怀的硬核力量。

　　我们需要聚焦发展难题、坚持问题导向的深度调查研究。

　　奋进“十五五”，广东肩负着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时代使命，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也是唯一出路。要系统性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提质、传统产业转型、基层治理优化、生态保护等深层次问题，我们急需通过深度调查研究，找出破解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新招高招实招。

　　我们推进的调查研究，决不能无的放矢、泛泛而谈，而是要紧扣发展大局，紧盯重大战略落地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带着问题去调研，盯着难题找答案。我们要直面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县域产业培育的瓶颈、中小制造企业转型困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等现实难题，通过问题表象深挖根源、厘清逻辑。我们要深入到各市县，聚焦产业梯度转移、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人才双向流动等关键问题，靶向摸排、精准剖析，把发展中的真问题、难问题找准找实。尤其要摒弃“为调研而调研”的形式主义，破除“为印证一个常识而大费周章”的半吊子调研，切实让每一次的深度调查研究，都成为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的攻坚克难之旅。

　　我们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精准务实的深度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容不得半点虚假浮夸。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必须坚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底线。这样的深度调查研究，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注重交换、比较、反复，在主客观统一中给出破解难题之法。

　　在调研方法上，要统筹运用蹲点调研、随机走访、大数据分析、案例解剖等多种方式，实地核查数据，一线核验实情，杜绝预设结论、拼凑素材、选择性的假把式调研。尤其是对收集的信息要开展由表及里的深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决不能只“调查”不“研究”，把深度调研搞成一锅“夹生饭”。我们要切实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最终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精准的参考，确保调研成果的转化应用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我们需要秉持知行合一、推动理论落地的深度调查研究。

　　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绝不是简单的基层走访，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脱节，而是理论扎根实践、实践升华理论的双向赋能。

　　这样的深度调查研究，既立足南粤大地鲜活的实践样本，从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县域的产业升级探索、沿海的海洋经济发展、山区的农文旅体融合实践中，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把基层探索、群众智慧转化为系统理论与科学对策；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为破解基层发展难题贡献务实良策。凭借这样的深度调查研究，我们完成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就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文字，而是能转化为指导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实用方案，真正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进而让理论智慧、学术创造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我们需要走出舒适区域、彰显过硬作风的深度调查研究。

　　深度调查研究从来不是轻松之举，而是作风的锤炼、责任的考验、本领的淬炼。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需要我们摒弃浮躁心态与功利思想，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稳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让调查研究再深一些、再实一些。

　　面对基层复杂情况和发展棘手难题，要不辞辛劳地深入偏远山区、矛盾多发社区、转型攻坚一线，开展长期蹲点——尤其是在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域，往往需要反复多次调研才能找准症结、开出良方。要始终以对人民群众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潜心研究、深耕细作，力求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一大批社科专家学者和基层社科工作者，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以严实作风深耕一线，用扎实的调研和务实的对策，践行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责任担当,成为绘制“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时代新篇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新时代的南粤大地，是调查研究的广阔舞台，也是理论创新的活跃地带。广大社科工作者自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深耕南粤大地、贴近基层群众、聚焦发展实践、大兴调查研究，真正把论文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绿美广东的山水间、产业升级的车间里、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源源不断为广东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澎湃的社科智慧与力量。

我们为什么需要深度调查研究

岳学平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经世致用的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开展深度调查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更饱含着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服务中心大局中成就学术梦想的殷切期望。

　　我们之所以追问“为什么需要深度调查研究”，绝非因为找到了颠覆既有常识的新发现，也不是要刻意标榜某种技术层面的高深，而是源于一种清醒的时代自觉：在信息纷杂、变化加速的今天，浅尝辄止的观察只能带来表面认知，未经核实的判断常常偏离事实真相。涤砚欲其洁，磨镜欲其明。深度调查研究，正是为了洗净浮尘、破除迷雾，让问题的本质得以显现，让我们的结论更有支撑，使提出的对策建议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我们如此看重深度调查研究，根本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与日益彰显的多重价值。深度调查研究，是发现真问题的“显微镜”。坐在书斋里提出的问题，往往只是研究者想象中的问题，而非实践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花了32天步行700余公里深入5个县，才得出科学判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许多在理论上看似无懈可击的假设，一旦放到现实中检验便会漏洞百出；文献中被反复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基层干群看来可能根本不是当务之急。深度调查研究，正是帮助我们穿透概念迷雾、直面真实世界的利器，让问题从“我以为”回归“事实上”，进而为搞好决策咨询服务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可靠依据。

　　深度调查研究，是穿透数据迷雾的“探照灯”。数据是冰冷的，而人的故事有温度。大数据可以高效地回答“是什么”，却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项满意度调查的数据能一目了然看出得分高低，却不一定能反映出真实情况，进而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研究者固然可以从数据库中轻松获取某地区的平均收入，却无法感知这平均数所掩盖的艰辛与奋斗——这需要对真实生活进行深度访谈与长期蹲点。当年，费孝通先生写作《江村经济》时，并没有依赖现成的统计数据，而是在开弦弓村住了两个月，挨家挨户访谈、记录每一笔收支、观察每一条生产流程。正是这种扎实的田野工作，才让“江村”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样本，使后人得以从微观数据中看见宏观结构的真实运作。

　　深度调查研究，是校正认知偏差的“基准仪”。任何研究者都难免带着先入为主的预设，而深度调查研究恰恰是检验这些预设的“试金石”。当我们真正走进田野，往往会发现现实比理论复杂得多，自己原有的判断可能完全站不住脚——而这种“意外发现”，恰恰是学术创新的真正起点。正如大哲学家康德所言：“没有经验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而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则是盲目的。”深度调查研究，正是二者相互校正、相互滋养的过程。我们推崇深度调查研究，就是要不断用鲜活的经验材料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分析框架，最终形成既有理论纵深感，又能回应现实关切的真知灼见，使研究真正扎根大地、言之有物。

　　深度调查研究，更是践行经世致用的“压舱石”。学问若悬于空中，便如浮萍无根；思想若不接地气，终成空中楼阁。深度调查研究，正是连接书斋与田野、理论与实践的坚实纽带。它让学术逻辑服从于实践逻辑，让个体思考服务于人民需要，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成为时代风云的观测者、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科学决策的参谋者。当前正在火热推进的“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哲社县域发展调查团，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书斋，将论文写在南粤大地的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渔港村落之中。他们用脚板丈量县域发展的每一寸热土，用真心倾听基层群众的每一个诉求。在这里，学术研究不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回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的真行动；经世致用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转化为一份份调研报告、一条条务实对策，直接服务于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这样，学问就更好地接了地气，思考也就更加有了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就不断在服务中心大局中找到了学术的尊严与价值。

　　深度调查研究的价值固然清晰，可谓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警惕另一种苗头——“浅调研”的蔓延。本应在大数据时代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反而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褪色。一些研究者越来越习惯于坐在书斋里“跑数据”，满足于从数据库中直接“捞结论”。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正在被部分人遗忘甚至轻视。具体表现为：足不出户的“键盘调研”，只看数据而忽视背后的鲜活现实；机械发放、简单回收的“问卷调研”，从未深度访谈过一个真实的对象；更有甚者，把“去了一趟基层”当作调查研究，拍几张照片、开两个座谈会、抄几份材料，回来便能炮制出洋洋洒洒的报告。由此带来的危害却是现实的、深远的：从学术层面看，建立在浅尝辄止基础上的成果必然缺乏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势必对学术本身形成反噬；从社会层面看，这样的研究无法真正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哲学社会科学咨政育人、服务大局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更令人揪心的是，研究之风不纯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越追求短平快，就越不愿沉下去；越不沉下去，成果质量就越差；质量越差，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就越低；学术声誉和影响力越低，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作用就越难以发挥出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越难以在践行经世致用中成就梦想。

　　要扭转这一倾向，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树立正确的学术导向至关重要。评价体系应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而非简单看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项目。现行的“数论文、数项目”方式客观上助长了浮躁之风，因为深度调查研究耗时费力，短期内很难产出“成果”。只有将调研过程和成果质量真正纳入考核，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

　　培养扎实的学术作风不可或缺。尤其是青年学者需要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学会设计调研方案、开展深度访谈、进行参与式观察。这些看似“笨拙”的方法，恰恰是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当前高校培养中，方法论课程往往偏重量化分析和统计软件，而对质性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重视不够，深度调查研究恰好可以有力有效地纠正这些偏差、弥补不足。

　　健全优化保障激励机制势在必行。深度调查研究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制度层面应给予充分支持：经费要充足、时间要保证、成果要认可。对于那些真正深入实际、于实践有大用的调研成果，要加大奖励和宣传力度，形成鲜明的激励导向，让积极开展深度调查研究真正香起来、热起来，让善于开展深度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获得感更足、成就感更强。

　　研究者自身的定力和情怀尤为关键。深度调查研究是件苦差事，要坐得了冷板凳，吃得了闭门羹，忍得了寂寞。但正是这种苦功夫，才能换来真学问。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感慨：“我心里边有个中心，一定要从学术上打出去。这个学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时常问问自己：我的研究有没有真正回应现实关切？我的结论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我有没有真正走进过我所研究的那个世界？多一些这样的反躬自省，我们推进深度调查研究也就会愈发自觉、愈发有成就感。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深度调查研究，并不排斥更不否定大数据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赋能作用，特别是其给研究范式创新带来的颠覆性变革。大数据时代让信息获取更加便利，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取代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技术越是发达，我们越要保持清醒，越要警惕“数据迷信”。数据是工具，调查研究是方法，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既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要老老实实地做田野、访民情、察实情。只有把“键对键”和“面对面”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把宏大叙事和微观深描结合起来，才能产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学术成果。纵观先辈学人特别是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名家大师，当年没有大数据可用，但他们那种深入现场、长期跟踪、边观察边思考的研究精神，在数字时代非但不过时，反而更加珍贵——因为技术越发达，真实的田野经验就越稀缺，也就越能成为学术创新的富矿。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既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对我们回应时代命题的具体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让我们像名家大师那样走出书斋、走进田野，用脚板丈量大地，用真心倾听人民心声，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学术华章。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更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

我们该怎样开展深度调查研究

岳学平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也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研究范式变革，呼唤着我们走出书斋，真正投身于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的“深、实、细、准、效”五字诀，深刻阐明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论，为我们在南粤大地上开展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把身子沉下去，在沉浸中抵达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深”，意味着要告别走马观花，沉下心、俯下身、扎下根，真正融入到实践场景里去。

　　“深”，首先要求视域的拓展与穿透。它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描述表面现象或进行“材料对材料”的逻辑推演，而必须深入实践的内部，探究其运行的真实逻辑。例如，研究县域产业升级，就不能只看引进多少项目、产值增长几何，更要洞察传统企业转型中的阵痛、技能人才适配的困境、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缺失。研究基层治理，也不能只看制度条文，更要理解多元主体互动的复杂情境与群众的真实感受。只有将研究视域从静态结构延伸到动态过程，从单一维度延伸到复杂系统，回答好事物“为何”及“如何”演变的深层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实践的内在机理。

　　“深”，意味着过程沉浸与情感融入。社会现象复杂微妙，短期的、突击式调研易受干扰，难以触及真问题。真正的深度研究，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带着感情和责任下去，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信任。要在群众日常的工作生活脉络中去观察、体会，捕捉报表数据无法呈现的“默会知识”与“急难愁盼”。只有“身入”且“心至”，与人民群众完成情感交融，才能获得有温度、有血肉的一手资料。

　　“深”，更是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建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用既有理论框架来裁剪鲜活实践，而应致力于从广东“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丰富探索中，提炼新的命题、概念与理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其丰富实践本身就蕴藏着大量突破常规认知的鲜活案例。深度调查研究就是要敏锐识别这些理论创新的富矿，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有意识地从这片沃土中提炼新的概念与思考，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来自广东的智慧。

　　实——让作风实起来，在求真中锤炼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实”，要求研究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生命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扎实严谨的学风获取真实情况，反映客观规律，容不得半点虚假浮夸。

　　“实”，首先体现在研究态度求真上。我们必须怀有对真理的真诚渴望和对实践的敬畏之心，勇于直面真问题，敢于反映真情况。扎实的调研，要坚决破除“为调研而调研”的形式主义，警惕“盆景式”调研和“报喜式”汇报的干扰。不能只盯着“样板”和“亮点”，更要关注那些没有成为典型的普通地区、那些进展不顺的改革领域、那些群众“吐槽”的矛盾问题。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既看“前庭”也看“后院”，用脚步丈量出真实的发展图景。

　　“实”，还要求研究过程的科学严谨。田野调查不是简单的“听听说说”，而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和流程，从问题设计、方法选择，到资料收集、分析论证，每一个环节都应周密、严谨、规范。要杜绝预设结论、拼凑素材的“假把式”调研，绝不能只“调查”不“研究”，把深度调研搞成一锅“夹生饭”。要对收集的信息开展由表及里的深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地核查数据，一线核验实情。特别是在面对广东这样地域广阔、情况复杂的调研对象时，更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比较的全面性和推论的谨慎性，避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

　　“实”，最终要落到文风表达清晰上。写在大地上的论文，其价值在于推动实践、服务决策、启迪人心，文字表达应当力求清晰、准确、易懂，避免故作高深的术语堆砌。我们要善于将复杂的理论问题转化为明确的实践问题，将抽象的逻辑转化为可行的路径，将一般的原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施工图”。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将学术语言、政策语言和大众语言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能力，使研究成果既能进入学术殿堂，也能走进决策现场，还能融入百姓家常。

　　细——让观察细致入微，在精研中把握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细”，要求研究者在宏大叙事中依然关注个体体验、在复杂现象面前保持耐心与专注、在一般规律中尊重特殊情境。唯有下足“细”功夫，才能避免大而化之，把握住南粤大地发展的独特脉动。

　　“细”，意味着观察分析要入木三分。细致入微的观察，是高质量研究的起点，也是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关键。许多破解难题的“钥匙”，往往隐藏在细节里。评估一个县的发展质量与营商环境，如果只看光鲜指数，结论往往可能失真。而细致的研究者则会更加关注：一家新引进的企业从签约到投产实际经历了哪些环节、耗时多久？一项惠企政策在基层执行时有没有走样？本地企业与外来投资者在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具体堵点有哪些？同样，研究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能只看总结报告，而要跟踪它从出台到落地的全过程，倾听各方的真实反馈。

　　“细”，体现为分类指导的精准科学。细致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广东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基础条件不同，都市圈与生态发展区功能定位各异，老城市与新城新区面临挑战不一。任何“一刀切”的政策建议都可能水土不服。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将全省县域细分为若干类型，为每种类型量身定制差异化发展路径，这种基于细致分类的精准施策，才是真正“聚焦发展难题、坚持问题导向”的体现。

　　“细”，要求对过程机制做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解剖麻雀”的方法，强调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普遍规律。我们都清楚，社会现象不是静态的结果，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机制作用。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只满足于描述“是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和“怎么样”，通过对过程机制的“深描”和“解析”，揭示其中各环节如何衔接、不同主体如何互动、关键因素如何作用，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启发性，才能把发展中的真问题、难问题找准找实。

　　准——用思索穿透迷雾，在聚焦中破解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准”，要求我们精准地定位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确保研究直击要害、有的放矢，成为赋能科学决策的硬核力量。

　　“准”，首先是要精准识别问题要害。现实中的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层层嵌套，研究者需要拨开迷雾，找到那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节点。谈到某个山区县经济增长乏力，若只是笼统归因于“区位劣势”或“基础薄弱”，对策就可能浮于表面。必须进一步追问：是主导产业缺乏竞争力，还是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是营商环境存在隐性壁垒，还是人才政策吸引力不足？是内生动力未能激发，还是外部协同不够？精准定位不同县域发展的核心瓶颈，直接决定了后续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准”，还体现为对原因的精准分析。同一个问题，其深层原因可能各不相同，需要精准辨析、对症下药。这要求我们不能停留于表面，而要运用辩证思维，深入剖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从而抓住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所在。同是面临产业层次偏低的问题，有的县可能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有的县可能是科技创新投入不够，有的县则可能是生产要素成本过高。精准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动力不足”“重视不够”等笼统归因，而必须深入剖析每个案例的特殊约束条件，厘清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确保画像精准，入木三分。

　　“准”，最终落脚到对策建议的精准。写在大地上的论文，其价值最终要体现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策建议不能是原则性的“要重视”“要加强”“要完善”，而必须是具体、可操作、可落地的“任务书”。它应当明确回答：由谁来做？何时完成？路径如何？需要什么支持？预期达到什么效果？每一条建议，都应瞄准一个具体的环节，指向一个可操作的动作，这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实践导向。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广东破解改革发展中的复杂难题，提供真正管用的智力支持。

　　效——使成果落地生根，在转化中实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效”，强调研究必须追求实际效果，推动问题解决，实现成果转化，让知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治理力和文化力，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逻辑闭环。

　　“效”，要求成果形式的多元与应用。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其成果形态应当超越传统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形成一个立体多元的“成果包”，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个“成果包”可以包括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提交给党委政府的决策参考、面向行业企业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解读、融入教材教案的教学案例等。一句话，形式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调研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践行经世致用，服务人民群众，最大化其社会价值。

　　“效”，强调成果转化的及时与落地。实践中的问题往往具有时效性，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应用，就可能成为“马后炮”，价值大打折扣。广东改革发展任务重、节奏快，这要求我们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于党委政府急需、重大政策调整、社会热点问题，研究团队能够迅速集结、快速调研、及时形成分析报告和对策建议。同时，对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等长期性课题，要建立“持续跟踪”机制，进行持续观测和迭代研究，不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调整和深化认识，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效”，坚持成果价值的实效与多维。研究的价值往往不在于逻辑的完美或语言的华丽，而在于是否真正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效果的衡量也应当是多维度的，既要看经济效益，也要看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既要看短期成效，也要看长期影响；既要有定量指标，也要有定性评估。只有当我们的研究成果真正推动了政策优化、促进了问题解决、增进了人民福祉时，才真正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承诺。学术研究也才能在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繁荣与发展。

　　当前，按照统一部署，广东社科界组建多支调研团队深入57个县（市）开展沉浸式蹲点研究，正是践行“五字诀”要求、推动研究范式变革的生动实践。广大社科工作者要善思善用习近平总书记教给的方法论，以深入研究回应现实关切，以精准建言服务科学决策，以有效成果贡献于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伟大实践，这才是对“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答，也是对学术价值与历史使命的精彩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