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省委 “1310” 具体部署，11月28日，第三届 “江南文化・岭南文化” 对话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广州市社科联、广东省社科联与《中国社会科学报》以跨版规模推出 “交流互鉴 融汇共进 ——‘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的探索与跨越” 专版，邀集学界专家围绕文化交融、文脉传承、地域创新等维度深耕探讨，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提供了鲜活注脚，也为广东推进地域文化创新、深化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智力支持与学术参考。现全文转载七位专家学者主旨报告，以飨读者。
交流互鉴 融汇共进——“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的探索与跨越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和岭南赓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血脉，肩负着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由上海市社联、广州市社科联策划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活动自2019年创办以来，致力于推动两大地域文化的深度对话与融合发展。三届活动主题从“对话·互鉴·展望”到“交融·创新·发展”，再到2025年的“融汇·共进·跨越”，既体现出主题的延续深化，更折射出地域文化研究的使命拓展与范式革新，已成为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学术平台。
2019年首届活动在广州举行，以“对话·互鉴·展望：地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传承”为主题，标志着江南、岭南两大文化体系系统性学术对话正式开始。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特征、发展路径等议题展开讨论，构建比较研究、交流互鉴的基本框架，为后续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2023年的第二届活动移师上海，主题升级为“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注点从基础性对话转向创新性融合，注重地域文化与区域发展的联动关系。活动延续交融互鉴主线，强化“区域一体化”维度，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着眼文化赋能区域协同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撑，具备更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定于2025年11月28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对话活动，广东省社科联加入主办方，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融汇·共进·跨越：地域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展现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时代担当。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活动突出“跨领域整合”和“未来导向”，着力探索数字文明时代地域文化的传播变革与创新实践；注重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产业转型升级融合。
纵观三届活动的演进轨迹，清晰呈现出从“基础对话”到“深度融合”再到“前瞻跨越”的发展脉络。通过三届的积累与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品牌，不仅是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平台，更是文化创新思想的策源地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助推器。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共进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南下的中原人和本地原居民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进行的。明代以前，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不及江南，但岭南人虚心向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学习，取长补短，进步很快。到了清代，广州已然跻身中国经济文化领先地区的行列。
从海洋文化方面看，江南与岭南均为中国海洋文化核心区，都具有悠久的海洋开发与向外发展历史。鸦片战争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与被迫割让的香港，都在这两个地区及其中间的福建地区，是中国与欧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区。
相较而言，岭南接触西方文化比江南更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唐宋时期，广州中外交往频繁，受西方文化影响比江南深远。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度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从对外联系的角度看，东南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广东最甚，福建次之，江浙又次之。
如果将上述文化差异性综合起来看，便能看出江南与岭南两地的文化特性。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即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逐渐递减；西方文化影响则自北而南，逐渐递增。一个递减，一个递增，江南与岭南的文化特性就相当明显。
近代，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中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江南与岭南地区的文化便进入了广泛的融合与共进过程。上海最早与洋商打交道的买办、最早开启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他们的发展路径基本与岭南和江南有关。
近代中国三大思潮、三大运动几乎都起于岭南、成于江南。岭南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较深、较系统，容易酝酿、提出革新思想；而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所以是冷静思考、稳健行动的地方。再往后看，作为近代中国百货业标志的四大公司，其发展历程也是这样的，创办人都是广东香山人，但最后的商业成功都是在上海，即成于江南。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活跃在香港（岭南）的企业家，纷纷到上海等地拓展业务，这些都是岭南与江南文化互鉴融合的典范。当代的江南和岭南地区，都是我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都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都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全国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基地，都担负着排头兵或领头羊的重任。两地文化交融共进，必然有助于两地更为强劲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
岭南书院文脉的传承创新及其现代发展
古代中国书院在江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以江西为中心，向全国发展。岭南书院的发展并非孤立，它与中国书院文化的主流，特别是江南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岭南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南宋时期，广州至少出现了四所书院——禺山书院、番山书院、萝坑精舍（即玉岩书院）和濂溪书院。此外，潮州地区的韩山书院是当地第一座书院，对推动岭东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历史性作用。
岭南书院与江南书院的交流，最典型的例子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南传。朱熹在漳州力推理学，形成了朱熹理学思想的闽南学派，其思想也影响到岭南地区。朱熹的弟子廖德明曾任广州提刑，在广州、韶州推行理学教育。再传弟子陈去华也在岭南传播朱熹学说。广州的番禺书院、粤秀书院等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
第二个典型例子则是明代心学在岭南书院的传播。明代中叶，陈献章在江门讲学授徒，提出“学贵知疑”的理论。其学生湛若水终生讲学，创建的“甘泉学派”与江南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王学粤军”的方献夫告病还乡后，与湛若水等兴书院、讲圣学。薛侃师拜王阳明，后在潮州创办宗山书院传播王学，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交融。
清代，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州经济富庶，岭南书院形成鼎盛之势，不仅数量可观，还产出了举世瞩目的思想学术成果。清代晚期，岭南书院成为新思想策源地。例如，广雅书院第一个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思想并付诸实践；越华书院强调教育与商业文化紧密结合；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强调经学致用，提倡独立思考，培养了康广仁、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才，为近代化初拓了发展空间。
今日的岭南书院，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内涵。2021年，广东省启动首批10个岭南书院建设，明确将这些书院作为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文脉传承的重要高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新人培育的重要载体。现代岭南书院面向大众开放，公共性更加凸显。例如，广州隔山书院仅仅成立一年，就举办各类学术文化活动，成为受市民欢迎的公共文化空间。如今的岭南书院既是知识和思想碰撞的场所、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标，也是年轻人探索传统与现代技术的交融之地。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向海而盛。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在上海的融汇提供了历史契机，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会通互动，直接助推了江南和岭南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就是其生动篇章。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就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青龙港和青龙镇。至清代中叶，黄浦江边的十六铺港埠和上海县城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上海在江南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及海外各地闻名遐迩，众多历史遗存、地名和依旧保留的民俗活动，是其鲜明的表征。
上海开埠后，轮船较之沙船等中国传统木船的明显优势已广为人知。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准设立轮船招商局，并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但由于李鸿章指派的朱其昂在上海商界人脉不广、号召力有限，集资进度迟缓，1873年5月，李鸿章遂聘请在沪粤商唐廷枢、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唐廷枢和徐润负责所有集股、运输等业务，朱其昂等负责漕运。
唐廷枢和徐润的家乡正是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更是当时广东风气最开通的地方。他俩很早就浸润搏击中外贸易商场，积累的经验、知识、技能、眼界和人脉，远非国门初开的上海沙船商人朱其昂等所能比肩。轮船招商局此项人事变动，得到上海报界好评。唐廷枢和徐润加入后，不负众望，很快打开局面。1881年便招足额定资本100万两，同时扩充运输业务，开辟多条国内外航线。
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成立和经营，无疑是一项创举，它一举打破了“中国招商局未设以前，江海轮船之利悉为洋商所占逮”的局面。问世后，它虽历经坎坷，但一直作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主干企业，在助推包括沪粤两地在内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历程中，贡献突出。追溯源头，上海开埠后得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之机，以沪粤两地为主的有识之士创办和经营轮船招商局功不可没。
身处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应该也必须充分重视创新传承沪粤两地的历史人文资源，挖掘和利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优势，发挥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推进两地文化的融汇共进，面向世界、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宏图大业。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岭南与江南的地域文化创新发展
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与经济协同共生的关键。岭南与江南两大文化圈，可通过创新引领、彼此借鉴，为地域文化传承与人文经济融合提供示范。
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互促共进，地域文化发展正迎来多重战略机遇。在国家战略层面，人文经济作为新型模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为地域文化创新提供政策支撑。在地方实践中，“城设”升级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江苏“苏超”联赛将足球运动与江南文化符号结合，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升级范例。发展路径上，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浙江“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与广东“岭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形成了可复制的人文经济发展范式。在区域发展层面，地域文化建设转向“协同共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长三角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等项目，既强化文化认同，又拓展市场空间。
地域文化创新需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一是坚守个性化与抵御同质化。岭南的多元包容与江南的水韵雅趣，都是独特文化标识，盲目复制“网红”模式，只会消解文化辨识度。二是平衡人文与技术。例如，岭南“数字醒狮”通过VR技术还原制作工艺，嵌入传承人访谈，让技术服务于文化叙事。三是统筹继承与创新。岭南“粤剧+电竞”跨界破圈，江南“园林+元宇宙”重构美学；深圳舞剧《咏春》融合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是“新岭南文化”的创新典范。四是协调公共性与产业化。苏州评弹“书场+咖啡”、佛山醒狮结合文创市集等，都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价值双赢的例证。
面向未来，岭南与江南需以文化创新为引擎，引领人文经济跃升。深耕文化根脉是基础：岭南梳理本土文化特质，激活当代价值；江南深挖山水诗画的审美基因，让“最江南”记忆活在当下。融合创新是关键：岭南依托大湾区科技优势发展数字文创；江南借力长三角一体化打造“江南美学”生活品牌。传播营建是重点：岭南借短视频传递“敢闯敢拼”精神；江南通过论坛输出“精致雅趣”的生活哲学。区域协同是保障：大湾区与长三角应打破行政壁垒，在文化研究、产业协作、品牌共建上深度联动。
岭南与江南的文化创新，本质上是一场“以文化人、以文兴邦”的实践。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唯有把握机遇、平衡关系、协同创新，方能让地域文化从“传统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共生。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
苏轼晚年经过镇江金山寺，在妙高台看到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的画像，回顾一生之跌宕，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惠州与儋州皆在岭南。苏轼说自己一生三分之二的功业在岭南，他对岭南的认同，自然是不言而喻。“岭南”应该是苏轼最重要的生命符号。
苏轼之所以“不辞长作岭南人”，除了岭南丰富的物产、亲切的乡邻之外，更与其在此找到了生命归属有关。他在惠州建造的白鹤新居格局宏大，希望终老惠州的意思十分明了，只是在准备续建墓地的时候，接到了再贬儋州的诏令，让他不得不离开惠州。
苏轼独钟惠州，皆因“惠州城下有江南”。原来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苏轼北归有《过岭二首》，其二有“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之句，岭南近七年时光，恍然一梦，而江南则是苏轼最切近的念想。
苏轼任职江南在前，被贬谪岭南在后。这大概是在江南任职、暂住常州和途经江南的经历，在精神上给苏轼留下深刻烙印的原因所在，以至于苏轼在元祐年间自请外任时，把江南多地立为目标，虽然这些目标皆未实现，但苏轼钟情江南之意自可想见。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表述“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尽显对江南风土人情的眷恋。所以离开江南之后，他对江南的思念便是一种常态。后来乌台案起，苏轼黯然离开湖州。苏轼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居然在如此佳美山水之地发生转折，因而大有辜负吴兴溪山风流之意。
苏轼两任杭州、一任湖州，亲身感受到江南的旖旎山水之美与丰富的人文历史，这使他从此把江南作为自己生活和心灵的栖息之地。他远离京城和政治的第一站在江南，人生悬崖式翻转的地方在江南，生命的终点在江南。如此，这似乎不多的江南之地、不长的江南生涯，其实都发生在苏轼生命的关键节点，江南在苏轼生命中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同寻常。而岭南是苏轼重拾生命光华的地方，惠州是苏轼最终完成其生命哲学的地方，儋州则是惠州生命哲学的延续。如此，高质量的岭南生命哲学与山水人文江南合一，便是苏轼最惬意的人生景象。
苏轼想在岭南终老而未成，最后在矛盾之中终老江南。但是在苏轼66年的人生旅程中，如果没有这接近12年的江南与岭南生涯，那苏轼的人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很可能欠缺最为精粹的部分。如此，要绾合江南与岭南，苏轼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有标识意义的人物。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饮品空间叙事的沪穗比较
谈及上海和广州这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人们总会想到它们的代表性饮品文化——咖啡和早茶。分布街巷的咖啡馆和茶馆，是两座城市形象的空间缩影，也传递着不同的城市性格。上海“全球咖啡之都”已成新的城市标签。广州的饮茶文化不仅入选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推动了城市餐饮消费。可以说，饮品是城市性格的浓缩，不仅表征着口味的差异，更蕴藏着城市历史、社会惯习、社交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演变，在现代化中不断融合创新。
从历史维度看，两地饮品文化源流不同。19世纪上海开埠之初，咖啡随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传入，如今已融入城市生活肌理，成为居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同期广州“二厘馆”兴起，因低价成为劳动者歇脚处，此后发展成精致茶楼，吸引文人雅士聚集。广州的饮茶文化历经数百年的演化，但东方文化追求生活品质与情感联系的“仪式感”始终如一。
咖啡馆与茶楼虽为不同饮品空间，却都具备社交功能与文化属性。上海的咖啡馆一般面积不大，布局精致、装修典雅，注重保留社交距离，在静谧中兼顾公共性。广州茶楼则接地气，空间尺度大，采用大开间设计，桌椅排列密集，模糊了公私领域界限，形成“半熟社会”交往模式。
饮品背后是深刻的地域文化内涵。在上海咖啡文化中，顾客默契保持“边界感”，自觉遵守空间规则，体现“亲密却有间”的城市性格。广州茶楼则是传统社交图景，“搭台”常见，陌生人同坐喝茶聊天屡见不鲜，早茶强调共享与互动，语言习惯的地方性，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的地域认同和凝聚力。
饮品空间的差异，实则折射出中国城市多元的现代化路径：上海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全球化中实现包容创新；广州更注重守护文化根脉，让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交流发展，两地饮品文化正积极融合，虽然历史源流和自身特色不同，但都有包容开放、大胆创新的底色，有着相互学习、融合共生的可能。
饮品空间的演变史，也是浓缩的城市发展史。咖啡馆与茶楼的跨时空对话，诠释了中国城市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上海和广州的实践表明，坚守根脉的同时拥抱变革创新，是中国城市在现代化中形成的独特“性格”，也必将为世界城市文明多样性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经验。
（徐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
江南与岭南：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既是区域性的，又是超区域性、整体性的；既属于江南、岭南及相关区域，又属于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江南文化的兴起早于岭南文化；变革途径上更富自觉性、自发性和突破性。上海的“一枝独秀”和广州、香港、澳门的“三足鼎立”，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分布和都市景观，也标示出具有明显差异性、互补性的城市功能和城市地位。假如说上海在江南地区独自承担并发挥着几乎所有现代都市的功能，那么，广州、香港和澳门就在岭南地区分别承担并发挥着现代都市的不同功能。这也是上海得到更加充分、持续、全面的发展，而广州、香港、澳门则在各自具有重大差异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下得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建设发展的原因。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都是具有多元性、交叉性、综合性的区域文化。这是其具有较强生命力、适应性、持续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中国文化演进变革的重要内在资源。两者同为以江海为地缘优势的外向型区域文化。这种特点使它们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阶段、转换时期，充当先知先觉者、变革启蒙者、开拓创新者，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两者都深受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影响、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走向世界文化格局，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批判态度、人文情怀是学术与思想基础。坚守学术性、思想性、人文性是保持研究品质的关键。应回归区域文化研究的文化原点、思想内涵与学术品质，遵守传统文化研究的一般规则，从基本概念、核心范畴和重要现象等要素开始，从“史”开始，而不是从大而无当的“论”开始。
以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和统一体系为基础和背景，对江南、岭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是为了探求文化规律，汲取启发性经验，助力区域文化建设，促进新时代中华文化持续创新和全面复兴。
（左鹏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1月26日，A06-07《视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