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背景下，众多区域问题都植根于区域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或称区域互动。本研究正是以区域互动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剖析其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1）如何衡量中国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呈现怎样的时间与空间特征；（2）如何衡量中国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这需要捕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分析其演进态势；（3）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互动如何，横向区域间是否相互模仿与学习，地方对中央的反应是跟随还是背离；（4）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改善或恶化自身及其他区域的生态环境？“利人利己”、“损人利己”还是“损人损己”？（5）中国以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选择怎样的路径？

　　科学地回答以上问题，不但具有创新性，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分析，更深刻地揭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本研究试图构建自洽的统一框架，以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生态环境影响效应为研究对象，不但讨论了区域互动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行为特征，还分析了区域的调结构行为对其他地区生态环境水平造成的影响。

　　第二，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能产生一定的政策指引。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手段和空间通过调结构来影响本地的生态环境水平，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区域竞争的同时需接受中央的考核，进而横向影响与纵向反应相互交织。探讨在这种特性的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生态环境效应，能够为政府“调结构，促转型”，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更有利的政策保障。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本研究以区域互动的视角考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效应及其机制。

　　首先，本研究从多维度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一是，以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微观企业样本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分析显示，中国区域的产业结构愈发高度化，形成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布态势，且区域差异在缩小。在中国的产业结构愈发高度化的过程中，技术效应大于结构效应，产业结构调整高度化演变更多地倚重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二是，基于行业层面，构造改良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指数。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越趋合理，产业结构高度也在持续提升。各省区之间高度化水平的差距在逐步扩大，但合理化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三是，单独考察汽车行业的TFP演进情况。无论是整体、还是从汽车产业6个子行业细分的角度，都有较明显的提高。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引进-吸收-消化”向“创新-超越”的转折点。

　　其次，本研究构建调整净储蓄以及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模型测算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衡量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程度。人均调整净储蓄的分析发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区域差异在缩小。在生态文明评价指数的分析发现，中国的生态文明指数均有明显的进步，省域生态文明发展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区域差异呈“倒U型”态势。

　　其后，本研究建立理论模型，为本报告的实证提供理论支撑。一是，构建静态模型，简化了对企业的处理，决策主体是地区（或地区政府），静态模型指出地区在相互影响中两种行为相互模仿，行为趋于一致，地区倾向于偏离社会最优水平，排放更多的污染，治污投资更少，但是中央通过统一规划和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可使地区一致地降低排污，提高治污投资，甚至达至社会最优水平。在动态模型中，还原了企业的决策角色，试图在微分对策的古诺双寡头竞争的框架下，引入企业在减排投入上的外部性，探讨区域合作的条件与可能性。在企业层次，研究企业间的减排投资合作行为，模型指出，企业选择合作与否由二者的竞争属性决定的，当外部性为正时，即企业的减排投入能降低对方的单位产品排污系数，企业选择合作，当外部性为负时，即企业的减排投入增大对方的单位产品排污系数，企业选择独自投入。在地区政府合作层面，只要地方政府足够重视消费者，只要市场容量足够大，地区政府将采取措施降低贸易障碍，进行区域合作。模型还发现，当外部性为正时，地区政府为了充分享受正外部性的好处，随着外部性的增大，而合作愈发紧密，愈发降低区域间的贸易障碍；当外部性为负时，为了避免负外部性的坏处，地区政府宁愿选择市场分割，愈发加大区域间的贸易障碍。

　　最后，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两个方面的实证检验，一是，检验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存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在检验省域生态环境存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检验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一方面的检验发现，（1）高度化指数及其两类细分效应在省际均存在相互正向影响，这表明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横向竞争是全面性的。（2）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地跟进中央对产业结构的关注度，且更多地表现在结构效应上，而不是技术效应上，这表明地方政府在迎合中央政策的方面，其行为具有选择性，符合成本最小化或者短期收益最大化动机。（3）地区间的横向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推动作用大于地方对中央的纵向跟进。（4）中央对下级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地方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省际竞争与对中央跟进的重要驱动力。这种政治激励具有时间周期性，而地方官员出于时间约束与政绩追求，重点偏向于影响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而并未显著改变产业的技术进步。在第二方面的检验发现，（1）强调生产率提高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生态文明存在“损人利己”的效应；（2）强调生产率趋同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文明存在“利人利己”的效应。

由此，本研究给出以下政策启示：

　　（1）发挥地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积极性与能力。地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积极性更多地源于政治激励，同时，省际横向竞争的推动作用大于纵向跟进。地方政府具有产业结构调整的本地信息优势与本地资源优势。那么，中央需要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并将其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内容，以此为指挥棒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建立对地方政府与官员的长期激励机制。本报告的研究发现，一旦中央没有明确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的哪个方面，纵使地方积极跟进中央，但有偏向性地且一致地更多地作用于短期见效的结构效应上，而忽视技术效应。结构效应易于操控，技术效应则是短期内难以有较大的提高。应该对地方政府与官员的考核内容引进长期因素，避免考核内容的模糊性和粗略性，尤其是在考核中明示与强调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

　　（3）推动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统筹区域发展，使区域在保护环境上协调合作。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上，出现对生态文明的“损人利己”效应。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有助于先进地区发挥榜样作用；有利于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也有助于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布局，从而根治“损人”效应。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

本项目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和《南方经济》CSSCI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3篇，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本项目的最终成果研究报告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构建、生态文明指数衡量、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等方面，层层推进，较为完整地从区域互动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报告结合中国现实发展，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最终报告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作者：黄亮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