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最终形成阶段性成果1项，名为《广州话用作连接成分的“得嚟”——兼论后置连接成分的语言普遍性》；最终系列论文5篇，它们分别是《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广州话后置成分“得滞”、“乜滞”和“咁滞”的变异》、《广州话动词完成体的变异》、《广州话形容词重叠变调形式的变异》和《方言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变异问题——从粤语区普通话的一些变异现象谈起》。
《广州话用作连接成分的“得嚟”——兼论后置连接成分的语言普遍性》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研究广州后置成分“得嚟”。在过往研究中“得嚟”句法功能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我们发现“得嚟”可以用作一个成分，粘附在句子第一个谓语后具有连接谓语的作用，语义即可表示递进关系，也可表示对比转折关系。使用“得嚟”以后，句子是一个紧缩复句的形式，“得嚟”起到至关重要的连接作用。“得嚟”作为一个后置的连接成分，是粤方言，甚至是汉语存在后置连接成分的一个新发现，对语言类型学研究有一定的意义。此外，我们还论述了“得嚟”可能从“得”、“嚟”演变过来的一条轨迹，为语言项目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条线索。关于“得嚟”本体研究的论文，材料新颖，论述较为严密，论文在第十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宣读，赢得会议唯一一个“香港语言学会杰出研究生论文奖”，并发表在《中国语文》2012年第3期。
我们对近300个广州本地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对表达同一语义不同变式常用度的判断，又在近30万字的电台节目文本材料里对待查语法项目作封闭性检索，运用计量分析手段，调查分析了广州话“得嚟”；典型狭义处置句；“得滞”、“乜滞”和“咁滞”；动词完成体；单音节形容词用以表示程度加深的重叠变调形式等多个项目的变异。
关于“得嚟”，调查结果显示，“得嚟”表示递进关系时，常用度极为显著的高于使用前置连词的形式，“得嚟”表示对比或转折的关系时，常用度低于使用前置连词的形式，但差距不显著。表示对比或转折时，中老年人使用“得嚟”多，使用前置连词少；青年人使用“得嚟”少，使用前置连词多。前置连词的使用跟文化水平呈正相关。研究语料后我们得出初步结论，要经济地连接一个事情（或事物）性质相近或相对的两个方面，表示两个方面递进或对比、转折的关系，“得嚟”是一个专职化程度很高的连接成分。这也是它目前在与前置连词的竞争中处于抗衡的状态。可惜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关于“得嚟”的内容还不够充分，所得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关于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广州人最常用“VCO+佢”的形式，在不用“佢”的情况下，VO语序的“VCO”式仍是表示处置义的优选语序；用作复指受事成分的代词“佢”在处置句中非常强势，广州话的“将”字句在带上“佢”之后，已显强势，有与“VCO”式抗衡的势头。调查的四种变式，只有变式“VCO+佢”的使用频率跟年龄相关，其余三个变式的使用频率与年龄和文化水平因素都不相关。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证明“将”字句常用于时政话题类节目，用“佢”的“将”字句比不用“佢”的“将”字句要常见。由于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不是太充分，我们还设计了模拟情景调查，选取数个广州人，让他们在多个模拟情景中说出自己的话语，对他们输出话语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支持问卷调查的发现。最后结论是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仍以方言特征明显的形式占优，未有出现向普通话明显靠拢的趋势。论文《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发表在《暨南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
关于“得滞”、“乜滞”和“咁滞”变异，调查表明，在与前置修饰性成分的竞争中，尽管三者都处于褪变的过程，“得滞”的状况要比“乜滞”和“咁滞”的形势略好，“乜滞”和“咁滞”在人们的常用度判断中和实际使用中都处于劣势，“得滞”至少在人们的常用度判断中仍然获得高度认可，甚至远远超过语义表达功能和句法功能更强大的前置副词“太”。统计结果还表明，社会因素主要是文化水平因素仅对“得滞”、“乜滞”和“咁滞”的部分变式的使用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本上”段的人比“本下”段的人更倾向于使用“得滞”，而“本下”段的人又比“本上”段的人更倾向于使用“乜滞”和“咁滞”。调查结果支持本体研究中认为“得滞”与“乜滞”和“咁滞”不属于同一词类的观点。“得滞”、“乜滞”和“咁滞”的变异是广州话语法向普通话靠拢的例证。论文《广州话后置成分“得滞”、“乜滞”和“咁滞”的变异》发表在《南方语言学》第4辑（2012年）。
关于动词完成体的变异，调查显示完成体形式的发展趋势在广州人和香港人里面都呈现一致。通过动词的变调来表示完成（V*），这一形式的常用度远远不及动词后加体标记的形式（V+咗）。“V+咗”的常用度跟使用者的文化水平呈正相关，文化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使用共同语的标准形式体标记来表示完成体，教育是共同语向方言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问卷调查发现不同声调的动词用于“V*”常用度的高低在不同年龄或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中表现较为一致。结合对语料库的搜索后得出，动词用于“V*”的常用度的高低与动词个体相关，与动词的声调关系不大；高频动词用于“V*”的机会可能会大些。论文《广州话动词完成体的变异》发表在《语言科学》2013年第6期。
关于形容词重叠变调形式的变异，结果表明形象地表示形容词程度的加深，与共同语形式一致的状语式远比方言特征明显的重叠形式（“A一A”）和重叠变调形式（“A*A”）常用。“A一A”式和状语式的常用度跟年龄相关，两个变式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刚好呈镜像般的相反局面。“A一A”式与年龄呈正相关，年龄越大，使用“A一A”式越多；状语式与年龄呈负相关，年龄越小，使用状语式越多。“A*A”式的使用则与年龄或文化因素没有显著的相关性。“A一A”和“A*A”式使用时句法限制多，所表达的语义又不在人们日常交际高频表达的范畴里面。这些都是它们在语言竞争中落败的原因。“A一A”和“A*A”式在广州话中的式微是广州话语法向共同语靠拢的又一个例子。论文《广州话形容词重叠变调形式的变异》发表在《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一辑（2013年）。
纵观这些语法项目的变异，它们在语言竞争中的表现不一，有的明显占优，如典型狭义处置句；有的处于劣势，呈现式微状态，如后置成分“乜滞”和“咁滞”，通过动词的变调表示完成体，形容词重叠变调的形式；还有的与对手抗衡而处于并存并用或其他复杂的状态，后置连词“得嚟”；后置成分“得滞”的常用度在人们的判断中获得高度认可，但在实际输出中却比对手“太”少，处于一个人们判断与实际输出不符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广州话语法变异的面貌，广州话和普通话现正处于对峙并相互影响的复杂的状态之中。
首先，普通话向广州话的渗透，其表现为方言特色项目的褪变或式微。我们的调查方言特色语法项目，已有多个明显竞争不过接近共同语形式的语法项目，现正处于褪变或式微的状态。这印证了以下观点：广州话在普通话的渗透下，方言特点会日渐消磨，语法领域也难以避免。
然而，广州话毕竟是普通话基础方言之外最强势的汉语方言，在普通话对其进行渗透的同时，广州话的一些特色项目依然保持强势，比如典型狭义的处置句就是一个例子。复指受事成分“佢（它）”在处置句里的使用是广州话的一个特色，不管是VO语序的处置句还是将字句，复指受事成分“佢（它）”的常用度都很高。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像“得嚟”，由于它用作紧缩复句连词，专职化程度比较高，在大批前置连词的夹击下，仍能处于不败之地。“得滞”虽然在实际使用中已落后于对手，但人们在主观上却十分认同这个方言特色非常明显的项目，认同度甚至极为显著的高于“太”。 总之，广州话语法的变异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呈现非单向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年龄和文化水平对语言项目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对形容词重叠变调形式变异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使用具有方言特色的形式，而年轻人的语言则倾向于去方言特色化。动词完成体的变异分布告诉我们，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使用接近共同语的表达方式。教育是普通话向方言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具有可塑性，教育可以对人们的语言施加一定的影响，语言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来规划。
从广州话的变异研究得知，方言有的强势项目也会对普通话进行渗透，那么当地人的普通话或多或少一定会因为当地方言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异。受语言变异现象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语言学习。在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一定会接触到变异的普通话。而这恰恰是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缺失。我们认为，长期以来，方言区普通话的变异现象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待这些变异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我们在论文中以粤语区普通话的一些变异现象为例说明方言区普通话的变异是客观且普遍存在的，对留学生的交际和汉语习得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若教师在教学中对这些变异现象采取封闭漠视的态度，将不利于帮助学生的实际交际，更甚者还可能让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受挫。我们主张汉语教师应了解所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变异现象和成因，对于那些较明显的变异现象要给学生一个知情权，并根据具体某个变异现象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对此问题的思考，我们形成论文《方言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变异问题——从粤语区普通话的一些变异现象谈起》发表在《海外华文教育》2013年第2期。
本课题的成果比较丰硕，基本达到了预期研究目的。过往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侧重于对语法项目个体或语法系统整体的共时描写，或者研究文献资料勾勒变化。从变异的角度研究方言语法，选取具体的语法项目来做微观考察，把定量研究带入方言研究领域，是本课题的亮点，所得结论是粤方言语法领域的一大重要补充。此外，其中一项成果还获得“2010年香港语言学会杰出研究生论文奖”，我们还把本体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汉语教学当中，实现了成果的有效转化。总的来说，课题拓展了粤方言研究领域，推动粤方言语法动态性的研究，最终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文作者：单韵鸣，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