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集刊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聚焦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路径探索，紧扣传播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建构等重大议题。本辑刊发赵永华、邹宇、李璐玚合撰的《重塑秩序与塑造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困局中的中国进路》一文。文章立足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治理关键变量的时代背景，分析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碎片化困境与规则分歧，提出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支点，重塑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秩序。现编辑节选，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俄罗斯问题联合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重塑秩序与塑造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困局中的中国进路

赵永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影响全球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但其治理面临困局。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困境主要来源于多元主体在网络化结构中分散参与，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强协调机制；同时在伦理、数据、经济影响、安全与技术标准等核心议题上，呈现原则趋同但规则分歧的张力，进一步加剧治理碎片化。作为技术强国的中国，在国内法治建设、国际标准制定及全球合作网络构建中展现积极的制度能动性，可以为全球规范的形成提供建设性方案。

　　一、作为全球难题的人工智能治理

　　人工智能的发展以一种颠覆性姿态推动全球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伴随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应用，其所潜藏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主要存在两大挑战：第一，跨国科技巨头依靠全球平台生态体系，有可能造成潜在的数据殖民主义，扩大南北国家之间的智能鸿沟；第二，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加快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进程。权力的迅速集中与技术可能造成的失控风险，共同加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过早干预可能扼杀创新，过晚干预则陷入无法逆转的路径依赖。

　　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实图景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实图景表现出“弱机制复合体”的总体特征，是由众多主体构成的松散网络，缺少强有力的协调机制。OECD出台人工智能伦理原则，G20大阪峰会借鉴相关理念，形成G20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原则。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大，纽约大学AINow研究中心指出“没有大公司，就没有人工智能”。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决定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走向的去中心化，也加深了全球治理碎片化的现象。

　　在这一局面下，现有国际治理议程已初步形成伦理原则、数据规则、经济影响、安全风险、技术标准五大议题。

　　三、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实践的能动性与外部约束

　　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积极姿态，首先根植于其强大的战略规划与实践能力。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战略目标，在顶层设计指导下迅速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在国际上，中国正由技术标准参与者转变为标准的引领者，积极参与ISO、IEEE等机构工作。DeepSeek的开源模式打破了传统技术竞争逻辑，摆脱了硅谷少数科技巨头的垄断，降低技术门槛，促进全球技术平权。“数字丝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数字技术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搭建合作平台。

　　四、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方案逻辑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清晰的逻辑指引。“奉行主权平等”与“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构成人工智能治理的地缘政治回应，中国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推动治理共识，对冲碎片化格局。“遵守国际法治”为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制定提供路径指引，中国要打造一套人工智能软法与硬法深度耦合的规则体系，通过软法硬做的机制填补全球治理的空白。“倡导以人为本”与“注重行动导向”构成人工智能治理的行动纲领，治理的核心不是权力分配，而是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目标，站在全人类的立场纠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最终实现技术向善的目标。

　　五、在“重塑秩序”中“塑造未来”

　　人工智能治理是一个新兴领域，全球规范尚在萌芽阶段，制度尚待创建，这一治理空白或“弱机制复合体”的特性，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成为规范制定者的战略空间。然而，中国的塑造之路并非坦途。中国引领人类未来文明新形态的目标，必须在重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来实现；而重构全球秩序的成功，又是得以引领未来的必要前提。在面向未来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上，重塑秩序与塑造未来是同一场博弈的两个侧面，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文献信息：赵永华、邹宇、李璐玚：《重塑秩序与塑造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困局中的中国进路》，《国际传播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213—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