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集刊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聚焦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路径探索，紧扣传播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建构等重大议题。本辑刊发程曼丽教授撰写的《周边外交视野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拓与创新》一文，文章立足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梳理中国同周边国家互动交流与文化传播的使命责任，提出通过合作机制、区域国别研究、媒体赋能和共建“一带一路”等路径推动传播创新。现编辑节选，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周边外交视野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拓与创新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周边稳则中国安，周边乱则中国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与“东升西降”格局日益显现，美西方涉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面对涉华舆论，中国周边外交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日益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对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一、周边外交的阶段性演进

　　“周边外交”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概念。七十余年来，我国周边外交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打破西方封锁，中国开创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稳步升级：从2013年确立“亲诚惠容”理念，到2023年《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宣示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再到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性不断增强。

　　二、面向周边国家传播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性

　　中国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传播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存量之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文化折扣”；从汉代丝绸之路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漫长的经贸往来奠定了交流的物质基础；而唐代日本遣唐使十余次来华、近百年形成的跨境民族纽带，构成了天然的沟通渠道。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推进周边传播具有强烈的战略紧迫性。其一，经略周边是战略任务所需，周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日增的戒备心理增强，塑造正确认知、巩固战略互信刻不容缓；其二，这是应对话语围堵的需要，周边国家呈现“摇摆”特征，为中国保留了“中间地带”和“议题回旋空间”；其三，这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需要，六大经济走廊中，多条以周边国家为主干通道或主要途径国，没有周边国家的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将受到阻力；其四，这是边疆治理与区域共同发展的需要，我国已同周边多国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需要整合边疆省区的对外交往资源。

　　三、面对周边国家传播的创新路径

　　面对现实困境，需要在理念与实践上持续开拓创新。

　　以周边合作机制突破舆论屏障。在全球南方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媒体共享资源、联合报道，扩大话语权。

　　加强区域国别视野下的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同一企业的中外员工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中国员工视厂如家，外国员工则习惯找工会维权。这要求加强对周边国家的个案研究与长期跟踪，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施策。

　　以多种媒体手段赋能周边传播。边境主流媒体与周边国家在联合拍摄、合作译制等方面深度合作。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科技革命提供了新契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新三样”在东南亚表现亮眼，为中国数字文化辐射周边打开了新通道。

　　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基础设施项目如期建成，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成果，比抽象的政策表达更具说服力。应以“请看事实”的底气，合力打造绿色丝路、数字丝路、民生丝路，使不实之词不攻自破。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转变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以合作机制突破舆论屏障、以区域国别研究夯实理论根基、以多元媒体平台赋能传播实践、以共建“一带一路”成果赢得民心，在这四个方向上持续发力，有助于开创周边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文献信息：程曼丽：《周边外交视野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拓与创新》，《国际传播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