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以“立足湾区、沟通中外、促进发展”为宗旨，长期聚焦区域国别与世界发展前沿问题研究。本辑刊发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马萧、石婷撰写的《古典汉诗的符际翻译与大众文化——后翻译视角下的多模态阐释路径》一文。文章立足于后翻译研究理论，以符际翻译为核心，探讨古典汉诗基于多模态传播的符际翻译实践及其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古诗符译在大众文化场域中适应传播逻辑与守护诗性本真的双重调适机制，为古典汉诗的当代“活化”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现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马萧，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访问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副主任、翻译系主任、院长等职。兼任武汉翻译协会会长，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曾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武汉大学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武汉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
石婷，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学博士研究生，格拉斯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为戏剧翻译、诗歌翻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古典汉诗的符际翻译与大众文化——后翻译视角下的多模态阐释路径
马萧 石婷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随着AI翻译的持续发展，语言壁垒日趋消解，传统语际翻译已不再是跨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全球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阐释与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在此背景下，古典汉诗作为“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通过价值重铸，融入大众文化的叙事体系。后翻译研究注重语言符号向非语言符号的转换研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本文立足于后翻译研究理论，以符际翻译为核心，探讨古典汉诗基于多模态传播的符际翻译实践，及其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文章通过考察电子媒介生态下多模态符号如何重构与激活古典诗意，试图揭示古诗符译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的双重调适机制，符译实践一方面充分利用古典汉诗特性与多模态优势，积极适应大众文化的传播逻辑及其感官化、娱乐化诉求，实现广泛接受；另一方面，依托古典诗歌的严肃性与艺术价值，自觉对大众文化中潜在审美扁平化与过度娱乐化倾向进行批判性介入，通过守护诗性本真性，实现价值反拨。研究表明，古诗符译通过构建应读者性与抗读者性并行的策略，开辟了古典汉诗雅俗共赏的阐释通道，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化”和国际传播提供启示。
关键词：后翻译研究；符际翻译；古典汉诗；大众文化；双重调适机制
一、引言
翻译曾是中国故事通往世界的“执钥者”。然而，在翻译工具触手可及的今天，传统语际翻译掌控国际话语节奏的能力日显不足。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及网页插件的普及化应用——尤其是主流视频平台实时多语种生成功能的开发——使得传统翻译中的语际转换，已不再是决定跨文化穿透力的唯一因素。传统翻译不单纯是受到技术的冲击，这种困境更直指我们对叙事主导权的深层忧虑。未来的国际传播必须面向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越来越依赖于多模态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若要走向世界，获得话语权，就必须与大众文化相调适。在此背景下，古典汉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其翻译方式与国际传播策略的现代转型尤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古典汉诗是中华诗性文明的精神基因库与不竭源泉，在现代性浪潮的持续冲刷下，这份精神遗产正经历着工业化进程引发的文化生态剧变。这迫使我们追问：在时空的裂隙之中，古典诗学如何实现其创造性新生？尤其在当下，电子媒介深刻重塑文本的传播形态，消费主义不断消解经典的阐释权威，深切地映射出精英艺术范式与大众文化逻辑之间复杂的价值拉锯战。因此，古典汉诗翻译与国际传播也迫切面临着意义再生与当代价值重铸的问题。
后翻译研究的兴起标志着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阶段，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文本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书写、传播和接受，以及文本与文本的互动关系。早在1959年，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就提出了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概念，认为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际翻译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包括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即“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将这一概念运用于解释当代纷繁复杂的多模态文化现象，认为与翻译相关的改写、改编等作品更能揭示翻译的本质，强调符际翻译在跨媒介文本传播、意义改写与文化适应中的关键作用。符际翻译已成为后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典汉诗的翻译与传播，已然超越传统的语际转换范畴，演变为多重阐释维度交织的意义生产过程：不仅需要弥合中西诗学的话语鸿沟和古今审美经验的认知断层，更需直面媒介技术对接受范式的革命性重塑。
古典汉诗以其语言符号与文化基因为基础，在当代大众文化场域中不断得以创造性激活，实现从经典文本向现代文化产品的蜕变。它所蕴含的深邃诗性智慧，既肩负着破解传统赓续密码的重任，也潜藏着化解现代性困境的文化路径。作为其现代性转化的重要机制，符际翻译依托电子媒介技术，借助图像、音乐、影像、表演等多模态阐释手段，重塑了古典诗学的传播媒介与接受方式。这一转化过程，深刻映照出古诗符译与大众文化之间动态的互构关系，推动着古典汉诗从精英化阐释走向通俗化接受，更彰显了其在现代性语境下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充满活力的阐释样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走向世界舞台并焕发新生的重要途径与活力源泉。
二、后翻译研究时代的符际翻译转向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融的当下，文化流动的频次与幅度呈现指数级增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性能实现了革命性突破，语言转换的效率与质量得到了根本性提升。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及多语种网页插件迅速普及，主流视频平台已广泛集成实时多语字幕与语音生成功能。这一技术浪潮不仅极大降低了跨语言沟通的门槛，更在实质上加速了传统语言壁垒的消解。其结果显而易见：语际转换本身，已不再是制约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为适应信息向大众即时传播的需求，文化传播的重心也随之发生显著转移——从追求文本转换的忠实度，转向关注文本流变、文化反响与意义重构的动态过程。符号化的改写与改编，正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新常态，其核心在于通过多模态符号对原作进行重构，这已成为实现文化价值增殖的关键路径。碎片化阅读的普及深刻驱动了这一转变，促使新生代译者弱化对语言绝对准确性的诉求，转而聚焦传播效能的最大化。同时，青年群体积极借助新媒体平台，将“改写”实践推向多维创新，广泛涵盖博客创作、新闻编译、影音改编、动漫游戏开发、粉丝小说衍生、众包翻译及配音实践等领域。信息传播的媒介形态本身也在经历深刻变革：文化交流与知识传递已突破传统书面文字的单一维度，图像、视频等视觉化媒介日益上升为信息获取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这一深刻的视觉文化转向，为符际翻译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契机。符际翻译正是利用图像、音乐、影像等多模态符号进行意义重构的实践，古诗符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面对上述由技术跃进、传播模式转型、媒介形态演变及翻译实践创新共同构成的变革，翻译研究亟须强化理论对现实符号实践的观照与阐释能力。
后翻译研究（Post-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种新的翻译学研究范式，由Siri Nergaard和Stefano Arduini于2011年首次提出。随后，Edwin Gentzler在其标志性著作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2017）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Gentzler将翻译视为一种跨学科、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条件或长期文化反响，这种看法超越了传统上将它理解为短期文本转换或过程的界定。后翻译的核心在于打破原作、译作与改写之间的固有边界，其观点认为所有文本在文化传播中都处于持续的改写和再创作状态。它强调原文本本身也具有改写属性，因此翻译可被视为“改写的改写”或“译文的译文”。“后翻译”之“后”包含双重含义：既指向翻译后译本产生的文化反响，如基于译本创作的二次文化产品；也指向直接基于原文本进行的改写和改编。同时，翻译不再仅仅被视为语言转换过程，而是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后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学研究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原作、译作、改写之间的界定与区分。在后翻译研究看来，当代对于原作的研究也应该引入翻译和改写的属性，而译作与改写之间的互动互生推进了文化的渐进演变。”Gentzler根茨勒认为，后翻译研究可定义为一种重新审视翻译“前因后果”、译本“前世来生”的动态研究范式，它主要涉及“原文本生成的文化背景、原文本中的翻译元素以及译语文本翻译后的文化反响等”，聚焦于翻译活动作为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关注各种翻译变体，探讨翻译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引发意义的重构与再创造。这一定义突显了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范围的拓展，从而将翻译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进行反思和分析。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为根茨勒的后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其中皮尔斯的符号学为后翻译研究中的符际翻译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符号学将翻译视为一种符号转换活动，涉及符号、对象和解释者之间的三元关系。70年代后，翻译研究不仅关注传统的语际翻译（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翻译），同时也关注语内翻译（同一语言符号内的改写和重构），更关注符际翻译（跨符号系统的翻译，如文学作品到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的改编）。在符际翻译中，不同符号系统（如语言、图像、音乐等）之间的转换遵循特定的符号学规则。例如，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影时会通过画面、音乐等多模态符号对原文中的语言符号进行重新诠释，从而构建新的意义。这一理论框架使后翻译研究能够系统地分析不同媒介文本间的翻译关系，揭示符际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规律与价值，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为后翻译研究在多模态文本分析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
符际翻译是后翻译研究的重点领域，致力于探究文学作品在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音乐等多模态媒介中的跨符号转换与再创作实践。符际翻译使得原文本得以在不同符号体系间实现意义的迁移、转化与重生，从而促进了文化传播与艺术创新。“符际翻译采用非文字符号来阐释文字符号，打破了长久以来以文字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将原文本衍生出来的各种媒介形态都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强调多模态的互动，增强了知识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基于多模态传播的古诗符译实践
古诗符译主要是在现代媒介技术影响下，由传播形式驱动内容创新而衍生出的、以非语言符号为主导的古典汉诗阐释样态。其理论基础在于符号学对意义的理解：“在符号学中，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对可译性的理解不仅限于使用语言符号的解释或翻译，也包括使用非语言符号再现或解释。雅格布森（Jacobson）根据符号学，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大类。虽然语言本身也是符号，但符际翻译专指用非语言符号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据此，本文将语言符号（古典汉诗）向非语言符号（图、声和像等）转换的阐释样态定义为“符译”。
这种从语言符号向非语言符号的转换，从属于符号学框架下的符号转换范畴，也根本性地突破了单一语言符号转换的传统模式，为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开启了大门。翻译实践因此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得到更频繁地运用，多种符号系统共同构建的超文本成为一种新兴的阐释样态。
Jacobson在他的符号翻译观中一方面表达了对可译性的肯定，一方面认为“诗歌从定义上而言是不可译的”，将诗歌翻译从符际翻译范畴中排除出去。目前，关于古典汉诗符际翻译的研究非常有限，但符译实践却十分丰富，其跨文化传播效果也较为不错，根据符号属性的不同，古诗符译的实践路径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大类：
古诗符译通过跨符号重构，将古典诗意注入现代感官体验。听觉化翻译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声效符号系统，如邓丽君《淡淡幽情》的婉转旋律、央视《经典咏流传》的流行配乐或《新学堂歌》的童谣诗乐，以声调、节奏唤起情感共振。静态视觉化翻译则转向二维视觉符号，如叶露盈《洛神赋》的瑰丽插画与蔡志忠《漫画诗经》的简约线条，通过色彩构图具象诗境，使图画成为独立表意系统。身体符号化翻译以舞姿、表情等动作语汇言说诗意，如舞剧《杜甫》《李白》及芭蕾舞剧《花木兰》等，借肢体时空动态呼应诗歌韵律与情感张力。动态影像化翻译进一步利用视频符号构建诗性叙事，《中国唱诗班》活化古诗意境，《长安三万里》以恢宏长卷铺陈大唐诗史，影像的流动时空赋予诗歌沉浸式生命力，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将诗人生命史与诗歌文本转换成纪实影像符号以探访诗心，影视《李白》《王勃之死》以戏剧叙事重塑诗人传奇，将具身经历与历史物证化为诗意注脚。这些实践以跨符号重构激活古诗的当代接受，拓展了诗意感知维度，也因此增强了古典汉诗的海外传播实效。
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模态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而“多模态”则指信息传递方式突破单一语言形式，由图、文、声、像等多种媒介共同参与，其优势在于其符号资源的多元化，能够促使读者全方位调动感官参与意义互动与协作。随着符号生成日益复合化，数字化信息的传播媒介亦日趋多元化。“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媒介不是中立的，媒介不是符号过程的传送环节，而是直接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解读。符号表意要达到效果，应当与适当的媒介结合。”因此，在媒介转向的新时代背景下，相较于单一模态的语言间转换与传播，一种由文、图、声、像相互交织构成的互文空间所承载的多模态传播，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电子媒介的革新正重塑古典汉诗的传播范式——符际翻译从语言单一模态转向图、文、声、像共生的符号生态系统，数字技术将诗歌凝练为色彩、构图与音乐的复合文本，多模态翻译和传播通过跨媒介叙事与感官协同，将古典汉诗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体验文本”。在古诗符译中，听觉化翻译、静态视觉化翻译和身体符号化翻译均属于单模态符号转换（语言符号转换为单一非语言符号），而动态影像化翻译则属于多模态转换（语言符号转换为多种非语言符号）。并且，随着技术的纵深发展和影响，动态影像化翻译已经成为古诗符译的主要形式。实践中，单模态的听觉化翻译、静态视觉化翻译及身体符号化翻译的相关文化产品日益依赖于多模态传播，由此形成了以“多模态为主、单模态为辅”的古诗符译实践格局，并构建了以“多模态为基础”的古诗符译传播生态。“多模态文本是数字时代人们接受文化的主要形式，也为我国文学作品的海外翻译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四、大众文化场域中古诗符译的双重调适机制
古诗符译实践是大众文化场域中古典汉诗现代性阐释的现实需要。现代性语境下，电子媒介（电视、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不仅直接催生了古诗符译产品的多模态传播模式，更是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的核心物质载体。在大众文化场域中，古诗符译以应读者性和抗读者性进行双重调适。
（一）电子媒介：大众文化生态的构建基石
大众文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图景中最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之一，其发展态势之迅猛，使得个体往往在无意识间便已深陷其无所不在的触角之中。人们尚未来得及辨识其独特属性，亦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回应，便被裹挟进入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洪流。纵观人类文明历程，鲜有文化形态能如大众文化这般，以如此广泛的覆盖度与深刻的渗透力，席卷全球各个角落，真正演变为一种普世性的全球化文化。无论时空如何流转，大众文化的气息已弥漫于生活的每个场域，成为个体生存无法抽离的背景底色。
约翰·斯道雷梳理了大众文化的六种定义，并指出：“‘大众文化’这个词远非我们当初设想的那样易于界定。这种界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缺席的他者’造成的。”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的命题，强调事物的美源于其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及特定情境。若将此美学原则转化为方法论，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性质都需在多元关系网络中得以显现——这一视角同样适用于大众文化研究。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当代社会已陷入元素“内爆”状态，文化无法独立于经济、技术等维度而存在，必须置于多维视野中考察。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语境——作为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形塑、突破传统社会特性的文化场域——是本研究的逻辑基点。工业／后工业化催生的现代性，在物质层面表现为都市化进程，在精神层面则体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作为现代性产物，其生产方式、存在形式与接受机制均与传统艺术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刻意背离传统审美范式。本质上，它是社会现代化引发的文化现代化结果，其特质需通过核心关系项予以揭示。现代性语境下，大众文化与电子媒介深度互嵌：电子媒介技术所承载的现代科学基因，正是现代性的核心要素；而大众文化与电子媒介的共生关系，恰恰是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具象化表现。通过分析二者关联，可更精准把握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与生成逻辑。
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深度互嵌根植于媒介对文化的建构作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论断，揭示了媒介超越工具属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传递信息，更重塑着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对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当媒介特性渗入文化基因，传播便与文化形成本质性重合。恰如切特罗姆所指出的，“文化与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本体性关联在电子媒介时代达到顶峰，使其成为大众文化诞生的技术母体。
印刷媒介虽开启大众传播序幕，但电子媒介的崛起才真正触发文化传播的根本变革。电子媒介区别于传统印刷媒介的本质特性——符号整合能力（同步承载与传输影像、声音、文本、动画等）与交互性（用户可参与内容形态与流向）——构成了大众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引擎。电子技术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了现代文化生态：其一，声像符号系统取代文字霸权，广播、电视、网络以直观的视听语言消解文化接受的等级壁垒，使妇孺皆可参与文化消费；其二，媒介装置普及化伴随技术迭代持续降低设备成本，将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转化为日常家居必备品，奠定了大众文化的物质基础；其三，即时全球传播网络突破时空限制，使文化产品得以瞬时覆盖亿万受众。
这种技术民主化进程由此催生出空前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文化。如今，电子媒介的高级形态——数字媒介正使得大众文化拥有了更加无孔不入的渗透力：都市街道上光怪陆离的电子广告牌与瞬息更迭的潮流符号、便利店与数字终端旁陈列的通俗读物与快消杂志、影院中持续吸引眼球的商业巨制……更显著的是，移动智能终端——人们掌中方寸屏幕上的视频流媒体平台、音乐应用程序，以及充斥其间的网络游戏、社交热点与碎片化资讯——已然成为大众文化最贴身、最即时的载体。它更深层地渗透进人际交往的核心：对热播剧集与综艺的品评、对网络流行语的探讨、对社交媒体话题的追踪抑或对虚拟偶像或流量明星动态的共情与热议……这些由大众文化所催生的话语与焦点，经由电子媒介的传播，而逐渐成为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交流纽带与共享体验。
“意义建构始终是一种物质性活动……每种媒介都以其特有的物质特性构型为标志，而每种物质特性又经由特定的感官器官集群被感知……因此，意义能通过多重模态的协同与张力来建构。”多模态传播绝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电子媒介技术逻辑在信息表达、接收与互动层面的必然呈现与深化。以此为基础的电子媒介深刻改变了大众文化文本的构成方式、受众的解读策略以及文化实践的参与形态，是理解现代性语境下古诗符际与传播的关键维度。
（二）适应性实践：符译的多模态路径与读者接受
在现代性语境下，以电子媒介为物质载体的古诗符译及其多模态传播，其核心目标是适应大众文化，以争取最广泛的读者群。这种翻译活动尤其关注读者接受。事实上，对读者接受的重视已成为一种显著的“读者接受焦虑”，因为一部作品若缺乏广大读者群，其阐释的后劲就会不足；同样，若阐释内容与方式过度疏离读者，译本也将丧失其价值。因此，现代性语境中古典汉诗的阐释与大众文化紧密关联，读者接受焦虑深刻地形塑着文本阐释的方向与策略。这一焦点转移源于文学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关注点从文本、作者最终转向了读者，确立了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加达默尔的阐释学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持，他强调读者参与的不可或缺性，认为“阅读正如朗诵或演出一样，乃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本质的一部分”，并明确指出“文学概念绝不可能脱离接受者而存在”，主张艺术作品的意义唯有在阅读过程中才得以实现。接受美学进一步阐明了文本的未完成性及其“召唤结构”，指出读者带着各自变化的期待视野进入文本，共同参与意义的构建。因此，古典汉诗的译介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谢天振深刻指出了读者接受在文学翻译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接受者应包括译者与读者，并断言：“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无异于一堆废纸，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文学交流和文化交流的目的。读者本人对某些社会现象或道德问题的强烈见解和思考，也会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这充分说明了读者接受不仅是译本价值的最终检验，也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与目标所在。
大众文化以其对感官刺激、消遣娱乐的天然亲和力为显著特征，呈现出趣味化、多元化、娱乐化及视觉传播化的核心需求。一方面，古典汉诗本身以其短小精湛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音韵，更容易被阐释者重构以及被大众传播和接受。另一方面，古诗符译实践迎合了大众文化的生态环境。多模态符号表达，凭借其突出的物质性、整合性与感官性，成为契合大众文化土壤的理想载体。古诗符译的多模态传播，正是在此媒介生态变革中深度展开。它突破了传统翻译依赖单一语言符号的局限，转而构建一个由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影像等多种媒介深度参与的互文空间。大众文化的核心优势在于符号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充分调动读者的多重感官，实现意义的深度互动与协作。
在媒介转向的现代性语境中，以电子媒介为载体、融合多模态元素的传播方式，因其与大众文化在性质与载体上的高度契合，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具体到古诗符译的四类实践路径，其共通点在于将古典诗歌的语言符号系统创造性地转换为非语言符号系统，显著增强了文本的趣味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且，符译实践更加依赖多模态传播，从而有效迎合了大众文化的内在需求。动态影像化翻译本身借助多模态非语言符号实现对语言符号的阐释，且其传播过程高度依赖多模态媒介为载体，因而对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即便是主要依靠单模态非语言符号进行表意的听觉化翻译、静态视觉化翻译与身体符号化翻译这三类古诗符译实践路径，也日益呈现出依托多模态媒介进行传播的倾向。
听觉化翻译的核心是将语言符号系统转换成声效符号系统，因主动适应大众文化生态而取得较好传播效果。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淡淡幽情》堪称经典范式，该专辑聚焦李煜《虞美人》、苏轼《水调歌头》、欧阳修《玉楼春》等12首宋词名篇进行符际翻译，运用现代作曲技法重构古典词牌韵律，并依托邓丽君极具辨识度的甜美唱腔作为情感叙事媒介，将词作转化为现代流行歌曲。这一翻译过程体现为文字（宋词文本）向音乐（融合传统民乐与现代配器的旋律／节奏／和声）与人声演唱（情感载体）的深度听觉化迁移，尤其强调听觉维度的精微转化。这一实践创造了现象级传播——其专辑全球销量500万张，《但愿人长久》《独上西楼》等歌曲跨越时代持续流传，使宋词的幽微意境与时空哲思依托音乐载体焕发新生，深刻塑造了数代华人的集体记忆。数字媒介时代编织了多模态主导的现代性传播生态，邓丽君历史舞台演唱视频经数字化转译后，系统性投放至B站、YouTube等视频平台，形成超时空传播景观。这种突破时空限制的文化再激活实践，不仅实现了受众代际穿透，更以持续攀升的流量密度印证了古典汉诗的世界传播潜能。
（三）批判性介入：符译的诗性反拨与价值持守
大众文化作为兼具争议性与复杂性的文化现象，其学术研究史可追溯至前现代时期的思想萌芽。17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与帕斯卡尔已就通俗文化的娱乐性及社会功能展开论争。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Leo Löwenthal考察美国社会时敏锐指出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根基。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则奠定了精英主义批判范式，将大众视为“群氓”，斥其文化为“无政府状态”，学界认为现代通俗文化研究是从马修·阿诺德开始的。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系统构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聚焦其商品化、技术异化与意识形态操控性。与之相对，50年代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开辟新路径，摒弃精英立场，通过文化语义重构与接受机制分析肯定大众文化合理性。后现代理论家将大众文化置于新语境考察，如今研究范式日趋多元：结构主义（罗兰·巴特、阿尔都塞）聚焦意识形态表征；传播学视角（汤普森、波斯特、布迪厄）剖析媒介特性；葛兰西“文化霸权”、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等理论亦拓展了阐释维度。中国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格局重构期，初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理论主脉展开意识形态争论，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市场经济转型逐步转向辩证审视。戴锦华、周宪等学者推动的本土化探索，标志着该领域从批判范式独尊走向多元视角融合的演进轨迹。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具有思辨色彩。”纵观全球，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研究中能长期“一枝独秀”，因为它的社会批判理论深刻揭示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困境：文化工业将艺术彻底商品化，使其在否认自主性的同时沦为标准化产品。“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在垄断下的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种商品拜物教逻辑不仅消解了古典艺术的严肃性，更通过提供一条摒弃深度思考的捷径，诱使大众沉溺于感官娱乐，导致艺术与大众的深度割裂。
古典汉诗在翻译向度上的现代性阐释是一项重要的文学再创作活动。一方面，要求被选取的阐释文本应具有创造性和审美性，促使阐释者具有走向陌生化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以消费市场为引擎，向感官刺激和消遣娱乐趋近，强调文学艺术的通俗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在更大的维度上服务于其对启蒙与工具理性的辩证批判与哲学思考”，它直指现代性悖论——艺术被迫两极分化：或堕落为迎合市场的消费品，或固守抽象化孤岛丧失现实影响力。这种忧思为文学阐释提供了警示：翻译再创作必须直面“审美超越性”与“大众娱乐性”的张力结构，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出路，在抗拒文化工业同化的同时探索精英艺术大众化的可能路径。
现代性理论家正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寻求调和这些矛盾的良方，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贝尔的新宗教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为中华传统艺术的代表之一，古典汉诗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精华的魅力，保持着古典艺术的严肃性，触及的思考和反省带有普世意义，能打动不同时空里的读者。如中国古代诗人大多都受到老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老庄哲学思想与现代性思想某种程度上具有气质上的一致性。译介具有独特气质的古典汉诗作品，有助于消解文化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以文学艺术这位缪斯，重构当代人的审美人格，重建富有意义的生活。同时，由于古典汉诗形式短小、内容丰富、音韵活泼，本身有利于传播，符际翻译的多模态传播更是深度融入大众文化，使其既能以其亲民性在民众之间进行广泛传播，又能以其严肃性和古典性对大众文化进行反拨和突破，由此构建起具有文化独异性的世界性传播景观。
动态影像化翻译最能体现以上观点，古典汉诗的这类符译作品往往将诗人生命史与诗歌文本转换成纪实印象符号，观众往往以故事和人物为索引，关注相关的诗歌，从而形成一种“迂回式”的传播，如纪录片《掬水月在手》（2020）、央视纪录片《苏东坡》（2017）、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2020）。以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例。古典汉诗作为中华传统艺术的精粹，其承载的思想内涵具有深刻的普适性，能够激发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该纪录片通过《壮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个体化诗作的深度呈现，印证了这一特质。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以探寻者身份重访杜甫行踪遗迹，在巩义、成都等地的古今场景穿梭中，伊恩·麦克莱恩爵士以第一人称的低沉嗓音朗诵杜诗，使“安史之乱”中漂泊的杜甫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命个体。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以自述口吻萦绕于今日喧闹的集市画面时，杜甫对民生疾苦的悲悯穿透千年时空，令西方观众在古今对照中体认到古典诗歌对人性的永恒观照。这种译介实践剥离了文化工业的程式化标签，通过艺术重构现代人的审美品格，为人们被异化的当代精神生活注入人文温度。
另一方面，古典汉诗短小精悍的形式与丰富多维的表现力，使其在跨媒介传播中展现出显著优势。BBC纪录片以58分钟篇幅引用27首杜诗，其凝练特质成为叙事推进的天然枢纽。制作团队创新运用媒介重构策略：麦克莱恩爵士的戏剧化朗诵赋予文本情感厚度，杜甫遗迹地的今昔对比，如长沙城墙下跳广场舞的群众与战乱场景并置，构建历史纵深感，更让当地儿童在草堂诵读杜诗，直观展现古典诗歌对新生代的熏陶。这种多模态转化既使杜诗深度融入大众文化语境——以广场舞、市井生活等亲民元素消除文化距离，又通过诗歌内核的严肃性实现对浅表化娱乐的反拨，形成具有文化独异性的传播景观。该纪录片的全球影响力更揭示了古典汉诗传播价值的转化路径。BBC敏锐捕捉杜甫诗歌中忧患黎元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价值观的契合点，将儒家诗人转化为世界性文化符号。制作团队采用“探索发现”式叙事：伍德以旅行者视角引导观众共同解谜，避免学术化解读的隔阂；英文译诗舍弃格律束缚而保留情感内核，如《春夜喜雨》未作字句分析，却通过儿童诵诗镜头展现其文化传承活力。这种受众本位的传播策略，使杜甫从“鲜为人知的东方诗人”擢升为纪录片标题宣示的“中国最伟大诗人”，印证了古典诗歌通过符译与媒介重构，既能突破文化壁垒广泛传播，又能以精神深度唤醒现代人的审美意识，最终实现文学艺术重塑精神世界的文化使命。
古诗符译作品在当代文化场域中展现出独特的双重价值：既恪守古典艺术的庄重雅正，又通过鲜活灵动的诠释方式融入大众文化传播体系。这种古今交融的翻译实践，不仅以通俗化表达拓宽了经典文本的接受维度，更凭借其内在的古典精神品格，形成对快餐式流行文化的审美反拨与价值引领。在此过程中，古诗符译构建起雅俗共赏的阐释范式——既通过平民化叙事实现经典再生，又藉由诗学本真的持守完成对当代文化生态的形而上观照。
五、结语
古典汉诗的现代命运，深嵌于后翻译时代文化传播的复杂图谱之中。本研究以符际翻译为触角，试图揭示古诗符译作为古典诗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大众文化场域这一核心竞技场，古诗符译展现出其动态演进的双重调适智慧。
一方面，符译实践展现并回应了现代性语境下的传播现实——依靠电子媒介重构文化生态的技术逻辑，充分利用多模态符号（声、像、图、影、身体）的感官整合力与传播穿透力，通过听觉化、视觉化、影像化等多元路径，主动适应了大众文化对趣味性、即时性与感官体验的诉求。这种适应性策略，有效弥合了古典文本的时空鸿沟，使其以可触可感的“体验文本”形态融入当代生活洪流，实现了传播广度与受众覆盖的显著拓展。
另一方面，面对大众文化中潜藏的文学娱乐化、审美扁平化风险，古诗符译绝非被动迎合，而是自觉地肩负起诗性价值守护者与反拨者的角色，深刻汲取古典汉诗所蕴含的深邃哲思、生命体悟与艺术精粹，在跨符号转换中坚守其精神内核与审美高度。通过选择具有普世启发意义的经典文本，构建有品位的诗歌阐释环境，符译实践以古典艺术的庄重雅正，对消解深度的文化工业逻辑进行批判性介入，力图在感官盛宴之外唤醒沉思，于流行浪潮之中锚定价值。
因此，古诗符译的本质是在适应与超越、通俗化与经典性、感官愉悦与精神启迪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创造性实践。它通过构建“应读者性”与“抗读者性”并行的翻译伦理与策略，成功开辟了一条雅俗共赏的阐释通道。这条通道不仅使承载华夏文明诗性基因的古典汉诗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有效破解了其现代传播与价值重铸的难题。更深层地，它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化，提供了一种极具启示性的范式——即在拥抱技术变革与传播创新的同时，始终以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守护精神内核，实现从传统赓续到现代创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换与价值升华。古诗符译的活力，正印证了经典文本在开放、互动的后翻译生态中生生不息的永恒魅力。
文献信息：马萧、石婷：《古典汉诗的符际翻译与大众文化——后翻译视角下的多模态阐释路径》，《区域国别研究》第1辑，广州：中国发展出版社，2025年，第8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