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文化研究》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暨南大学主办，秉持“赓续侨乡文脉，守护世界记忆”宗旨，深耕广东侨乡文化特色，聚焦侨批历史、文献考释、精神提炼、保护路径等多维方向。集刊旨在融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推动本土优秀文化传承弘扬，助力侨乡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本辑刊发黄清海撰写的《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的汇路和邮路：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一文。文章以福建侨批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实物与文献，阐释了香港凭借自由港政策与华人社会网络成为突破国际封锁“韧性通道”的历史过程。文章揭示了侨批网络的跨国运作逻辑，为当代跨境合作实践中的非正式资源整合与人文认同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现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黄清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民间侨批文书收藏与研究者；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总主编《闽南侨批大全》，总主编“福建文书系列”，著作或编著《侨批与金融》《海洋视野下的侨批探微》《烽火侨批：华侨抗战印记》等10多部书。
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的汇路和邮路：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
黄清海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侨批是近代海外华侨维系家乡情感与经济联系的特殊载体，其跨境流动网络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初期民间智慧的能动性。本文以福建侨批为核心，结合历史实物与文献，剖析香港如何凭借自由港政策、金融邮政体系及华人社会网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突破国际封锁的“韧性通道”的历史过程。研究发现，侨批中转汇路与邮路网络通过非正式协作机制有效规避了东南亚国家的外汇管制，维系了华侨与祖国的双向联系。这一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启示：强化枢纽节点的中介功能、激活侨社等民间组织的灵活性、挖掘侨批档案的文化纽带价值。研究不仅揭示了侨批网络的跨国运作逻辑，更为当代跨境合作中的非正式资源整合与人文认同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
关键词：海外华侨；福建侨批；香港；汇路邮路；跨境合作
引言
19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闽粤沿海居民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当地出现了“下南洋”的“移民潮”，跨境寄家书和汇款的需求激增。在当时中国官方邮政和银行体系尚未设立或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海外与国内的民间侨批业应运而生。
“批”在闽南语中意为“信”。侨批是指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期通过官方邮政和金融渠道汇寄给家乡亲人的“银信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也称“银信”。银代表汇寄金钱（汇款），用于赡养家人、投资家乡或捐赠公益事业；信代表家书内容，传递亲情、乡情与国情。海外华侨华人的资金流（含部分物资）以及信息流借助侨批这一载体实现跨国转移，“有钱有信”的侨批便成为华侨与家乡的情感纽带与经济命脉。从事经营“侨批”业务的机构被称为侨批局。
侨批局机构名称在不同时期虽然有所不同，如批馆、批郊、批信局、批局、银信局、信局、侨批局、侨批信局、侨汇局、侨汇庄、汇兑局、汇兑庄、民信局等，但指的都是办理华侨银信业务的机构，包括代理机构和个人。由众多经营侨批业务的机构（包括代理机构和个人）组成的行业形态，我们称之为“侨批业”。
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作为中国著名侨乡，侨批网络覆盖东南亚等地，而香港因自由港属性与地缘优势，成为福建侨批跨境流动的核心中转枢纽。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东南亚一些侨居国政府对华侨汇款采取限制与封锁政策。香港的侨批中转局应对时局变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东南亚侨批经香港侨批局中转至福建，成为“反限汇”的主通道。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探这一汇路邮路的历史记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自由港金融
与邮政的便利
香港地处华南沿海，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航线交汇点，毗邻福建，闽南至香港航程短，天然成为福建侨批跨洋传递的“中转跳板”。香港这种地缘优势使其成为侨批跨洋运输的关键转接节点。图1所示为1954年5月菲律宾马尼拉经香港寄石狮百川宝号封，该封系菲律宾马尼拉侨批经营者与石狮百川信局之间业务往来实寄封，封上明确写有“Via Hong Kong”，直观体现了该封寄经香港中转。
图1：1954年5月菲律宾马尼拉经香港寄石狮百川宝号封
图2：1958年1月10日菲律宾经香港寄南安封
图2所示为1958年1月10日菲律宾经香港寄南安封（邮票已掉），封背面盖有香港中转邮戳“HONG KONG／5－PM／11 JAN／1958／P”，并盖有南安落地戳“福建南安／1958.1.17／千金庙（支）”，邮程7天。
香港在当时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及制度红利：一是自由港政策保障了金融自由与汇兑便利，同时伴随着宽松的出入境和免税政策等；二是香港邮政局成立于1862年，较早的西方邮政体系，较为完善的邮政服务为侨批中转提供制度保障与业务便利；三是政治中立使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东西方阵营的缓冲地带，可规避早期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外汇管制。由此，香港在自然地理条件与政策环境上均具备成为侨批中转枢纽的优势。
长期以来，香港亦是华人出洋移民的重要中转地。从19世纪中叶起，有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美国，从事开矿和修铁路的工作，同时，大批华人也开始移民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香港就成了华人移民的中转港。这些移民为西方列强开发各自殖民地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西方轮船公司和贸易商行在亚洲的活动日益活跃，从而带动了船务运输，并为大规模移民开辟了道路。英国的战略是通过控制招募机构来规范移民，而华人移民在香港得到了来自同乡契约劳工中介的照料。海外华人与国内家乡的联络需求，使家书和汇款成为主要沟通载体，也推动了邮政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因此，香港作为移民中转港的地位，不仅强化了其金融与邮政枢纽功能，也为侨批中转提供了制度与运营便利。
二、香港侨批
信局的历史作用
香港在环南中国海交易圈中长期扮演金融汇兑与邮政中枢的角色。在20世纪初期，香港共有20余家侨批中间店，其中汕头帮经营者11家、厦门帮经营者9家。这些中间店通常按年收取50～100元不等的代理佣金，或按汇款金额抽取约2％的手续费作为报酬，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业规制。
新中国成立前，东南亚地区揽收的侨汇绝大部分经民间侨批渠道汇入中国，其中经香港中转的占据主导地位。1931—1936年，经香港转汇的侨汇额占全国侨汇总额的59％；1946—1948年，这一比例更高达80％。实际上，福建的侨汇头寸主要来自“菲律宾—美国—上海”“菲律宾—福建—上海”的三角汇兑。侨汇从海外汇入福建侨乡，解付给侨眷后，侨眷消费又推动信局将资金回汇至上海购货，形成资金流与物流的循环。20世纪20年代后，菲律宾籍福建侨商在上海的投资日益增加，以投资和投机为目的的侨汇通过上海中转的比例随之上升，福建、上海、美国、菲律宾之间因侨汇资金往来而形成高频互动。
资金流动如“水”，趋利而行，但侨批邮件作为实体，其运递过程更具可追溯性。在侨批邮件运递过程中，由于大都是整包或总包邮寄，且香港仅作为中转地，因此侨批封上极少留有香港邮戳等邮递信息。然而，若海内外侨批信局之间寄递的总包确经香港邮局转运，则封皮上通常会加盖香港邮戳。例如，图3所示为1947年5月17日厦门振成信局寄新加坡许联成信局总包封，其封面加盖有1947年5月20日香港邮戳“HONG KONG／NOON／20 MY／47／8”，清楚地表明该批邮件经香港转运。
图3：厦门振成信局寄新加坡许联成信局总包封，盖有厦门邮戳（1947年5月17日）13枚和香港邮戳（1947年5月20日）1枚
新中国成立后，侨批业仍然是海外侨汇回流内地的重要渠道，且经香港转汇的侨汇比例进一步提高。这些侨汇通常先由海外侨批汇兑局汇至香港，然后再转汇内地。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东南亚部分侨居国政府对华侨汇款采取限制与封锁的政策，严查侨批书信和汇款。为应对这一局势，侨批业对其业务网络进行调整，纷纷在香港设立中转机构。海外侨批及汇款先寄香港中转局，再转寄内地。寄往福建的侨批改走“曲线中转”路线——海外侨批局将批信以总包或整包形式寄至香港，香港中转局收件后，按地域分类，将福建侨批转发至厦门口岸信局，再分送各地侨乡信局，最终登门派送至侨眷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银行积极引导私营侨批业在香港设立机构，以便集中转运海外华侨汇款。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筹资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这是新中国在港设立的首家银行，旨在沟通东南亚侨汇。在此之前，香港的周生生金行等资深金号及部分贸易商行已代办南洋侨汇的转汇业务。随着转汇业务需求的扩大，南洋信局及香港进出口商陆续增设侨批局，专门接转南洋侨批侨汇。香港中国银行还牵头组织福建侨批局同业公会，在其指导下规范侨批业务。随着形势发展，香港中资银行（如香港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等）逐步取代传统侨批业，成为南洋侨汇中转的主要机构。2024年6月23日，笔者采访了香港中国银行老职员陈意忠。据其回忆：他常参加香港中国银行组织的福建侨批业例会。
香港的地理区位优势及金融环境，使港币成为侨批和侨汇的主要结算货币。在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内物价波动较小的时期，国家银行甚至鼓励华侨直接以人民币办理侨汇汇款。通过香港中转的侨批，其汇款多以港币计价，且侨批及回批函件多留有香港中转的业务印记。例如，图4所示为1952年10月东南亚经香港、厦门中转寄永春侨批，其背面依次加盖香港“HOCK KIEN EXCHANGE／福建汇兑信局／电话三二三八七／德辅道中三一一号二楼”戳、厦门侨批专用邮戳“国内侨批回批／资费已付／一九五二／十月／四日／厦门”，以及厦门光大信局告示章：“此笔侨款于本日汇到，请即查收并保存此信封，以备查考／厦门光大信局。”该封侨批明确标注“外付港汇”金额“叁拾元”，三个不同机构的印戳共同构成其邮路流向及资金结算的实物佐证。
图4：1952年10月东南亚经香港、厦门中转寄永春侨批
香港侨批局作为东南亚侨批侨汇网络的核心节点，不仅解决了跨境金融的技术与运营难题，还在国际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了华侨与祖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香港凭借政策环境相对稳定、金融体系健全（包括银号、钱庄及外资银行）、货币兑换与结算便利等优势，为侨批的跨境流通提供了安全高效的通道。香港侨批局构建了跨国协作网络，能够以私营名义有效规避东南亚国家的外汇管制。尤其在20世纪中叶以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陆续实行外汇管制或采取限制措施，海外华侨及侨批局便通过非官方渠道（如“地下钱庄”）将资金与书信先行转移至香港，再由侨批局转汇内地。这一机制不仅维系了华侨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还保障了侨乡经济的资金输入，间接推动了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香港侨批局的历史功能，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华人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亦彰显了华人社会网络的韧性与民间智慧在全球化早期的能动作用。
三、福建侨批
经香港中转的网络分析
要完成一笔全流程的侨批业务，即寄来侨批和寄回回批，并非单一侨批信局即可独立完成的，而是依赖一个跨区域、多环节的网络体系。传统侨批经营网络以地缘、血缘和亲缘为纽带，构建了跨国分工协作的运营模式。具体而言，这一协作体系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海外揽收与汇款寄送。东南亚的侨批局或代理店负责揽收侨批“银信”，即同时收集汇款与家书。一方面，将汇集的款项通过国际银行体系或民间渠道汇往主要贸易港口（如香港）或侨乡港口（如厦门、汕头），再分转至侨乡；另一方面，将收集到的家书按照国内信局的经营区域进行分类装包，并依照国际邮政规定缴纳邮资，以整包或总包形式寄往香港或侨乡港口的侨批信局。
第二环节：港口中转与分拣。香港、厦门或汕头的侨批信局承担中转职能。中转信局在接收海外寄来的款项和整包书信后，需要按业务区域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分转与分拣。若汇款以外币形式到达，还需完成货币兑换，以便在侨乡顺利解付。
第三环节：侨乡解付与回批寄送。侨乡信局在接收中转款项与书信后，将汇款与对应家书逐一配对，按照既定线路登门派送至侨眷，并当场取回回批。回批再按原有邮路或既定网络寄回海外，完成侨批业务的闭环。图5展示了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邮路的网络架构，形象地呈现了这一跨国、多节点的协作系统。
图5：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邮路的网络架构
为了便于侨批信局的寄递与接收，侨批及回批普遍采用“总包策略”，即以整包或总包形式邮寄。不同侨居地的邮政政策各不相同，如新马地区和泰国多采用总包寄递至国内信局，享受优惠邮资（各时期有所调整，如按重量计资、优惠价等），邮票通常贴在总包外皮；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地则实行每封计资，即每个侨批封面需单独粘贴邮票，但允许将寄往同一国内信局的侨批集体封包寄送，封包外书写国内信局地址而不贴邮票。
侨批与回批上的邮资、邮票、邮路、邮戳、货币、信局章戳、帮号等元素，均为即时、真实的历史信息，是研究侨批网络的重要物证。从中国侨乡寄往海外的回批，则按国际邮件标准逐封计资，可在封面贴票，也可不贴票而另行销票或直接缴纳邮资款。集邮界以大量实物为依据，对侨批与回批的邮资、邮票、邮路、邮戳及票贴情况已有一定研究。然而，由于侨居地当局对侨批邮寄的政策随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而变动，情况较为复杂，我们仍需不断发掘新的物证以深化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邮政系统针对经香港中转的回文实行“混合总包策略”，即每封计费、整包寄送。由于回文纸张较小、每日寄发数量多、邮资总额大，需将大量邮票集中粘贴于总包外皮，常出现封面空间不足的情况。因此，邮局采取“封外贴票＋销票留存”的混合方式，即按国际邮件逐封计资购票，将部分邮票贴于总包外，其余则盖戳销票留存，以供侨批信局做账。
图6（a）展示了1967年10月27日石狮收汇局“回文收据每日缴港数目详表”背面，贴有加盖“福建晋江／1967.10.27／石狮（支）”邮戳的邮票47枚，其中包括5元2枚、50分12枚、20分10枚、8分23枚，合计邮资19.84元，与应缴20.88元相差1.04元，该差额的邮票贴于总包外寄往香港侨批中转信局。图6（b）为该收据的正面，详表各栏依次记录如下：第1栏列出石狮7家收汇局名称（百川、顺通、荣昌、庆昌、侨源、侨声、新民）；第2栏列出石狮信局对应的香港收信方名称（如王腰治、信义行、泉成公司、南洋行、新生行等），即香港侨批信局；第3栏为“字”号；第4栏为回文数量，每张均计收邮资（每张8分）；第5栏为收据数量，统一按一张计资；第6栏为押函情况；第7栏为合共计邮张数，共261张，每张邮资0.08元，总额20.88元；第8栏为列帮；第9栏为备注。
观察该表可得：其一，内地各信局缴港回文数量分布，如百川73张、顺通27张、荣昌101张（最多）、庆昌46张、侨源3张、侨声9张，共计259张此处总数与图6（b）最后一行的261张相差2张，可能是信局所寄其他函件。显示各信局业务规模差异显著。其二，内地一家信局可接受香港多家侨批信局的委托业务，且存在交叉合作的情况，如香港南洋行同时与荣昌、庆昌信局均有业务往来。其三，可据此推测香港侨批机构的经营状况，如香港王腰治接收石狮百川信局2个字号回批共73封，数量最多；而蔡章团、蔡章远仅1封，显示不同机构业务量差异明显。
图6：1967年10月27日石狮收汇局“回文收据每日缴港数目详表”
图7展示了1956年9月16日石狮寄香港总包封剪片。剪片上贴有4枚邮票（50分2枚、20分1枚、8分1枚），合计邮资1.28元，并盖有“福建／56.9.16.18／石狮”日戳。邮件于1956年9月24日到达香港，邮程为9天。剪片所载字号及回文数共三项：“振78”“发42”“旭44”，表明该总包共寄回文164封。由此可推算，石狮某信局通过总包方式寄出164封缴港回文，其中贴在封皮外的邮票仅计1.28元，尚有11.84元（164×0.08－1.28）通过盖销处理完成邮资核销，体现了“总包策略”下的混合付费方式。
图7：1956年9月16日石狮寄香港总包封剪片
图8为1958年3月9日侨批局邮寄汇款收据清单。单上注明寄达地为“垊里拉”（菲律宾马尼拉），电汇类别共23笔，备注栏注明“港转”。收据上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3.9.15／厦门AMOY”国际邮戳和“石狮／百川信局／大仑街”章。“港转”清楚地表明这23笔电汇收据经香港中转寄达马尼拉，直观呈现了香港节点在跨境侨汇流通中的关键作用。百川信局即图1所示百川宝号的另一称谓。
图8：1958年3月9日侨批局邮寄汇款收据清单
图9所示为1969年7月29日香港国语寄晋江龙湖妻子的家书。信中说：“我离家多年，思念家乡心切，本拟回家一行，近逢有机会新创设一店，正在开始进行，此条生意系与菲律宾联络一部分进出口及另一部分经营汇兑侨汇，因我过去在三叔父店内亦是管理侨汇部，有些常识。”信中涉及内容包括：香港作为中转地，连接了祖国与菲律宾的侨汇与贸易的往来关系；写信人国语要创设一店，经营进出口及侨汇业务。这封信不仅记录了个人的创业计划，也揭示了香港作为中转枢纽，将祖国与菲律宾的侨汇、贸易紧密联系的实际情况。
侨批与回批上的邮票、邮路、邮戳、货币及信局章戳等信息，构成研究侨批网络的即时物证，帮助我们还原其跨国协作机制。福建侨批香港中转网络是依托地缘、血缘构建起的非正式的民间自治体系，其运作依赖海外私人侨批局、中转信局（香港为核心）及侨乡信局的自主协作方式。这一运作方式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非正式性与自治性。侨批网络借助香港的金融与邮政优势，通过“民间渠道”流转汇款与书信，规避官方外汇和通信限制。侨批局基于血缘、地缘建立信任，分拣、派送等环节由民间信局或个人自主完成，形成跨境的分工合作与高效流转，如香港中转信局与内地多家信局的交叉合作即为明证。二是适应性与效益性。通过采用“总包策略”应对各侨居地不同的邮政政策，有效降低邮资成本。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官方与民间结合的“混合策略”，既保证了邮政监管的合法性，又维持了寄递效率，体现了侨批网络的务实与灵活。
图9：1969年7月29日香港寄晋江龙湖封和笺
四、历史启示：
从“韧性网络”到“一带一路”
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的历程，揭示了其作为民间跨国“韧性网络”的历史记忆，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首先，侨批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与重构。侨批作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东南亚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向中国东南沿海寄送银信的独特载体，其流通网络覆盖东南亚与中国福建、广东等地，延续时间逾百年（19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这一网络不仅承续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跨国经贸与文化纽带功能，更在全球化初期重构了以华人为主体的跨国金融、社会与文化网络。这一网络具有鲜明的民间性、非正式性与自治性，集中体现了华侨群体在殖民经济与国际政治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与能动性。
其次，香港中转塑造了突破封锁的“韧性网络”。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部分国家限制甚至禁止侨汇直接汇入中国内地，福建侨批不得不改道香港。香港依托自由兑换的金融体系、开放的港口政策以及活跃的华人商业网络，成为侨汇突破封锁的重要中转枢纽。这一中转网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资金与书信流通路径，更是一条跨越地缘政治壁垒、凝聚乡情与民族认同的“韧性通道”，保障了侨汇的持续流入与侨乡社会的稳定。
再次，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启示。侨批网络的韧性特征为当代跨境合作提供了三方面借鉴：一是可借鉴香港“中间性枢纽”模式，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地区关键节点（如新加坡、迪拜）建设跨境服务中心，提升资金、物流、信息的集散能力与区域联通性；二是鼓励侨社、商会等非官方组织参与经贸合作，发挥其灵活性、信任网络和本土化优势，补充官方合作的不足；三是深度挖掘侨批档案（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价值，将其转化为文化旅游和公共教育资源，例如建设侨批博物馆、文化馆，设计主题旅游线路，强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地区的人文认同与文化共鸣。
最后，香港的历史角色与当代价值。香港在侨批网络中的作用远非单纯的地理中转站，更是保障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安全阀”。侨批网络通过民间自治的力量，在国际封锁与制度限制下维系了资金流、信息流与情感纽带。这一历史进程表明，跨境联通不仅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更依赖民间网络的信任、灵活性与创新能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香港的历史经验可为跨境文化廊道和民间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长时段参照，凸显民间力量与官方倡议的互补性。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封锁与外汇管制的严峻环境下，福建侨批经由香港中转的汇路与邮路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跨境金融与通信中转职能。香港凭借其自由港地位、高度成熟的金融与邮政基础设施，以及密切的侨乡社会网络，成功构筑起一条具有显著韧性的侨汇流通通道。该通道有效规避了东南亚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保障了侨汇的安全转移与家书的顺利传递，从而在物质与情感层面维系了侨乡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时期香港侨批局所构建的非正式协作体系，不仅体现出卓越的制度灵活性与适应性，也成为如今跨境民间自治的重要范例。
香港作为中介枢纽的功能发挥，彰显了关键节点在整合金融、物流与信息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经验可为提升区域经济联通效率提供历史依据。侨批运作机制中所依托的民间信任、社会资本与非正式治理模式，提示我们在官方框架之外应充分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协作潜力。鼓励侨社、国际商会等民间组织参与合作，可凭借其人脉、文化与本地知识优势，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的刚性不足，增强跨境项目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此外，侨批档案所蕴含的乡愁记忆与身份认同资源，也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提供了重要的符号载体与叙事基础。
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的历史，是一部民间力量跨越地理与政治壁垒、维系侨乡社会发展的奋斗史，体现了民间的智慧、韧性与社会网络的凝聚力。这一历史经验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合作机制构建具有显著的学理启示与实践参考价值。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挖掘香港等枢纽城市的中间性与桥梁功能，推动官方机制与民间力量的有效融合，构建兼具开放性、包容性与高效性的国际合作新范式，从而实现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与文明互鉴的有机统一与可持续发展。
文献信息：黄海清：《福建侨批经香港中转的汇路和邮路：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侨批文化研究》第1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78—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