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研究》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承办，坚守“立足湾区，面向世界，服务决策，引领创新”宗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点难点，深耕战略政策、经济产业、社会治理等核心领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本辑刊发晏宗新、陈甬军、陈义国教授撰写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一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与制度创新驱动逻辑为框架，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论证了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人口规模、共同富裕、双文明协调、生态治理及和平开放五个维度的引领优势，揭示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现代化网络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及其辐射效能。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社会治理，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湾区路径。现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陈甬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二级岗教授（2010年）。
晏宗新，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陈义国，广东财经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晏宗新1陈甬军2陈义国3
（1.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发展与改革研究院；2.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3.广东财经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视野要从发展维度上升到文明维度。大湾区不仅要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引擎，还要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大湾区篇章。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与制度创新驱动逻辑为双重框架，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重点论证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规模、共同富裕、双文明协调、生态治理及和平开放五大维度的引领优势。通过构建这五大核心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基于2007—2021年跨域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与空间引力模型分析，实证揭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现代化网络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及其辐射效能。本研究进一步提出：通过制度型开放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范式、以数字—绿色双转型重构产业文明形态、依托民生融合工程培育现代文明主体等路径，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从发展能级跃升到文明范式创新的历史跨越，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引领地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4月在视察广东时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简称“一点两地”）（习近平，2023）。“一点两地”的重要指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发展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蕴含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使命。两年过去了，该指示的意义愈加凸显，需要进一步研究它的理论逻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3）。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就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视野“要从发展的维度上升到文明的维度”，要求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引擎，还要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大湾区篇章（李宜航，2023）。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不仅要求粤港澳大湾区立足“首要任务”来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出路，将大湾区建设、打造成重要动力源（孙久文等，2022），推动大湾区在发展中走在前列、做好示范，更要承担起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魅力的窗口使命，创造人类文明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本研究首先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逻辑，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道路上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其次深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理论逻辑，并以实证方式论证大湾区具有的现实基础；最后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具体实践建议。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道路上文明的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其发展涵盖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等内容，是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赵义良，202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根植于中国社会实践，契合人民愿望，注重循序渐进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是以国家社会发展为目标的长期质变过程，成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2021）。
（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涉及社会变革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相关现象，涵盖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物质因素和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等无形因素。现代化始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革新，更开启了全球经济的飞速增长。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成功，引领了全球“西化”现代化的潮流，现代化国家多采用以资本为核心逻辑的西方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造就了历史性的现代文明（王永贵，2023）。但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并导致部分国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能力（王冠宇等，2023）。为此，马克思强烈反对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作为普遍的现代化路径，主张各国应基于自身历史和国情发展高阶文明（刘文勇，2022）。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的概括定义，其实现路径因各国和各民族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多样化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近代以来，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重要思潮和运动，以向西方学习开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刘伟，202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主要集中在制造武器、建造战舰和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等领域。虽然忽视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因素，但这次自强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甲午海战”的惨败催生政治现代化萌芽，清政府随之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开始采用西方的方法进行行政重组，即“中体西用”，涵盖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创办报刊、开放言论等。尽管“戊戌变法”因维新派力量弱小而失败，但有力促进了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社会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19世纪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建立的共和国家。但受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压迫和儒家学说没落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该阶段的现代化是碎片化的。这种受到全球“西化”浪潮影响的“外生性现代化”道路为后续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思想、物质基础，但最终被证实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带领下，这一阶段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的”“独立自主的”（布旻晟，2023）。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初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张占斌等，202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首次提出“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黄群慧，2023），有机融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创新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将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历史和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以人民至上为核心逻辑的道路，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价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进行了道路、价值和动力的发展与深化。
1．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范式
传统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经验为模板，将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的线性发展视为固定发展路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而中国式现代化重构发展主体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拒绝简单复制西方模式，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市场经济效率和中华文明底蕴的有效融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现代化奇迹。尤其是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实践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2．创新了现代化价值维度
在传统现代化理论强调物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更全面的价值体系。一是人口规模维度。解决了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的世界性难题。二是共同富裕维度。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以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为特征的第三次分配协调的制度安排，将共同富裕明确纳入现代化核心目标。三是社会文明维度。通过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加强文化自信建设，重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四是生态维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实施“双碳”战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五是和平发展道路维度。创新践行“一国两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发展解决内部问题，通过合作扩大全球伙伴关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中国方略”。
3．重构了现代化动力机制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科技现代化基础。二是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动态调整现代化着力点。三是重塑和平发展道路，通过“一国两制”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借助共建“一带一路”践行新型国际关系。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发挥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具有文明史意义的现代化新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的实践路径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的实践路径兼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创新性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空间重构—文明融合”的递进逻辑实现发展跃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制度创新引领发展动能转换
以“一国两制”实践为制度试验田，通过规则衔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如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推行的“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充分验证了制度型开放对现代化的催化作用。
2．空间重构促进要素高效配置
借助城市群空间规划（如港深、广佛、澳珠极点带动）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作为生产资料”的论断，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空间治理范式。
3．文明融合推动价值维度升级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中，既注重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如岭南文化中的“务实创新”精神与现代产业精神相结合），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和平发展道路，形成文明互鉴的开放型现代化路径。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理论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不仅具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而且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和特色实践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国式现代化湾区范式。
（一）湾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是20世纪后半叶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提出的重要理论（列斐伏尔，1974）。该理论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时间和历史的单一关注，明确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容器，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媒介。“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概念认为空间并非自然或中立的物理存在，而是被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资本逻辑塑造的产物。空间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两种社会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表明，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通过批判性实践，将空间从资本逻辑中解放，重构为促进社会公正与人类解放的场域，形成空间重构与生产力跃迁的良性互动。大湾区通过港深、广佛、澳珠三大极点带动及轴带支撑的空间规划，生动验证了马克思“生产空间本身成为生产资料”的论断。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制度试验田”，发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制度性空间的生产创新，进一步验证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湾区范式的制度创新驱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在此进程中，制度创新既是实现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其核心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本质是通过规则重构解决发展矛盾，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发展范式。制度创新驱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跨体制协同治理。全力构建“一国两制三法域”框架下的规则衔接体系，在商事仲裁、数据流动、职业资格互认等领域形成制度突破，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科研设备通关、人才跨境执业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机制。推进新型举国体制的湾区实践，搭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在产业链上的高效流动与共享，从而推动在新型制度文明领域实现关键突破。依托港澳制度特点，在竞争中性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形成国际标准，体现制度型开放的理论创新。三是民生融合制度创新。推动港澳居民内地医保衔接、跨境养老试点、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增进文化认同，搭建岭南文化国际传播矩阵。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试验。通过横琴“共商共建共管”管委会模式、粤澳合作产业园决策机制等，创新特别行政区参与内地治理的组织形式，为“一国两制”新实践提供理论样本。
（三）湾区范式的五大维度现实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色的现实基础。一是粤港澳大湾区2024年总人口超过8700万人，是我国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刘方平等，2023）。人口优势与人力资本积累，是大湾区引领的人本逻辑。二是粤港澳大湾区2024年经济总量达14．79万亿元，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和拥有领先经济基础的地区，经济实力与可持续是大湾区引领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物质逻辑。三是粤港澳三地在改革开放的市场浪潮中形成了分工协同的互补产业结构，多元文化与创新驱动是大湾区引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意识逻辑。四是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呈现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红树林、滩涂、山地森林、城市绿地与高耸的摩天大楼和谐共存，其中囊括77种生活在大湾区的珍稀物种，以及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海岸公园（祝桂峰，2020）。粤港澳大湾区已充分展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万元GDP用水量、能耗等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是大湾区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逻辑。五是“一国两制”既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和平发展最为独特的优势，创新性地塑造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跨境合作的和平发展模式。“一国两制”与制度性开放是大湾区引领和平发展现代化的道路逻辑。
（四）湾区范式的文明形态演进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理念—制度—实践”的多层次整合和系统性变革，实现发展质量、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最终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湾区智慧的贡献者，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一是实现现代性文明的资本超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香港金融监管沙盒与内地科创板联动，构建“风险可控的资本服务实体”机制。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深圳科技创新中心为双核，打造“去中心化”的全球价值链节点，彰显世界体系理论的东方突破，实现资本规制逻辑超越。二是对工业文明的升级。通过数字化转型、绿色化转型、高端化突破，构建“双循环”枢纽的全球化布局，探索人与技术、产业与生态、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生的工业文明的湾区范式。三是中华文明现代性重构。借助“广交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形成文明合作新范式，促进文明融合。通过粤港澳三地公共服务融通共享、文化深入交流、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文化与人文多元融合的“人文湾区”。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区域特点，通过国际研讨会、文化交流活动等，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互融。
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等多领域具备的综合优势，奠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逻辑前提。
四、粤港澳大湾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证据
粤港澳大湾区若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需同时具备领先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能力。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为基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系统探究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经验证据。
（一）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1．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创新的实践逻辑，将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划分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维度。借鉴王家庭等学者（2023）的研究方法，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目标的完成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如表1）。为降低主观因素对指标权重的影响，本研究在通过非量纲化处理消除各指标量纲差异的基础上，采用客观的熵值法进行数据驱动的权重赋权。
研究样本涵盖2007—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30个省区市，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组成。为避免重复计算，样本中未纳入广东省。数据主要来源于香港环亚经济数据（CEIC数据库）、EPS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资料库，缺失的数据从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部门网站收集补齐。为减少样本数据由于贸易换算造成的偏误，本研究采用各年份的港币和澳门币换算汇率，将经济统计部分的港币和澳门币指标统一换算为人民币指标。此外，针对粤港澳三地统计口径的差异对数据进行了适当的处理。
2．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比较
经过对上述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熵值法赋权测算出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平，按照各省级行政区政府驻地之间的距离进行排列，得到的可视化结果如图1所示。
从总体测算指数来看，全国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2007—2021年翻了一番，且我国30个省区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都处于上升趋势。在所有测算的地区中呈现了三个显著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峰值，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上海市和北京市，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市的峰值相当，北京市次之，这说明这三个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中处于领先地位，即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火车头”（王庆凯等，2019）。
（二）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式现代化引领能力分析
在验证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高水平基础后，本研究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深度解析其引领效能。该方法以空间关系拓扑为核心范式，通过解构社会行动者的节点属性与网络连线特征，系统性观测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效应（刘军，2009）。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引力模型的空间联系矩阵，量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各省区市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关联强度，最终形成具有动态传导机制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关联网络框架。
1．修正的引力模型
参照谢金楼和祁泊源（2024）等学者的做法，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省区市间的空间联系矩阵。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公式如下：
2．社会网络特征
本研究网络特征计算工具为UCINET软件。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中国式现代化空间联系矩阵。为满足后续分析需要，先将得到的空间联系矩阵化为有向多值矩阵，同时为了更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根据2021年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值为标准，基于样本量按照得分设置7个阈值，赋予8个分数，得到有向多值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联系矩阵。网络中心度指标能够反映全国各区域的空间交互作用，也能够反映区域作为节点在网络内交流活动中的地位。网络中心度可以分为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三个方面（刘军，2009），具体而言：点度中心度指在社会网络中处于核心的节点，该节点与其他节点联系越密切，越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心度高则说明这个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在整个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
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联系分为两种类型：辐射作用、虹吸作用，这就产生了两种节点中心度：入度中心度、出度中心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接近中心度是从距离来考虑节点在交流活动中不依赖于其他节点的程度（Freeman，1979）。若节点i距离网络中其他节点较近时，就更容易与其发生信息与资源的交流，并且这种交流较少依赖于其他节点“是否允许其通过”。该指标表示节点i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地位，接近性也就越大。接近中心度的计算公式为：
中介中心度描述节点在网络中对其他节点信息和资源的控制能力，是刻画节点作为节点中介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说，节点出现在连接其他任意两节点对之间的最短路径上频率的总和（陈燕武等，2023）。假设点j和点k之间的捷径数量用gjk来表示，节点j和节点k的捷径有经过第三点i的数量用gjk（i）表示，则节点i的中介中心度计算公式为：
3．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网络对比
对比粤港澳大湾区、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空间关联个体网络特征（如表2所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个体网络大小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稳居首位，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则大致相当，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级相对较高，且在全国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关联网络中活跃度更强，即与其他地方的交流更为密切。
第二，从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看，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出度中心度都大于入度中心度，说明这三个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对其他地区存在辐射效应，且该效应的影响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度中心度最高，表明大湾区对其他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显著的引领作用。此外，从接近中心度和个体网络连接数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连接水平也相较于北京和上海要高，这说明大湾区在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空间网络中与其他地区距离较近，能与其他地区迅速产生关联，有效发挥传导效应。
第三，从中介中心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中介中心度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这可能与大湾区在2014—2018年的产业转型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系列政策的出台相关，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快速提升，而北京和上海的中介中心度则呈现下降趋势，推测原因是近年来各地区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导致这两个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空间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下降。
4．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
对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关联网络演变。如图2所示，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大点，其他小点则为与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关联的省区市，点与点之间的线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线条越粗则说明关联越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的个体空间关联网络从2007年的23个节点245条连接线上升到30个节点691条连接线，新增了7个节点和446条连接线，即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范围愈加广阔，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愈加紧密。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对周边地区甚至全国的引领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最适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地区。
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全面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空间载体作用，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社会治理，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湾区路径。
（一）以民生融合建设优质生活圈，实现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引领
大湾区是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的空间聚集，人口规模和密集度大。要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居环境和创新环境水平的整合力，应发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湾区量级和能级，为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方案，有效破解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难题。一是以教育发展提升人口素质。加强大湾区内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组建大湾区联合大学联盟，推行学分互认和双导师培养机制，大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内高等教育的能级和创新人才培育能力，形成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和网络教育等多形式教育发展模式。二是创新医疗和养老体制，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港式医院＋内地医保”模式，试点跨境医疗联合体。积极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和老年人再就业等多种模式，以养老创新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三是进行文化认同强化工程。立足岭南文化底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跨境社区治理议事厅，通过创造性转化，形成与全球对话的包容性文化认同。依托教育社保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人口规模和高素质的双重现代化引领。
（二）以创新驱动构建全球科创策源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考察安徽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习近平，2024）。面向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方能真正走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香港科研＋深圳转化＋珠三角制造”的协同机制，为全球创新资源碎片化背景下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可复制范式。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大学，着力提升大湾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好香港科学园、深圳光明科学城等平台，共建“双总部或多总部”新型研发机构，进行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创新联合体建设，形成全球科创策略高地。二是实现人才战略服务升级。设立大湾区国际人才交易所，推行技术移民积分制，提供“创业签证＋天使投资＋市场对接”的全链条服务包。三是现代产业体系一体化建设。有序推动大湾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粤港澳三地产业的融合发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能量反哺湾区内的乡村振兴事业，打造城乡一体化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引领。
（三）以安全发展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物质文明，又着力推动精神文明提升，通过精神文明对冲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维护社会价值理性，破解现代化悖论。一是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在传承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精神文化内涵，以文化引领产业提质补强。二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建设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能力。三是丰富金融监管文化，加强金融安全网构建。建立跨境金融监管沙盒，研发大湾区系统性风险预警系统。四是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创建大湾区数据合规港，试点“数据海关”监管模式。通过夯实物质与精神并重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两个文明协调的现代化引领。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沙盒监管”模式，既平衡安全与开放，又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制度型开放探索可行路径。
（四）以绿色转型打造零碳湾区样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引领
大湾区要以构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新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国智慧实践提供“湾区方案”，为全球湾区经济低碳转型提供“能源结构重塑”标杆。进行能源结构重塑，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风电走廊，在珠江口建设全球最大漂浮式光伏集群。通过产业转型，培育绿色经济增长极。落实交通革命，打造低碳交通网络。加强生态协同治理，实施珠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推行大湾区碳足迹标签制度。大湾区通过能源、产业、交通、生态等多维转型，以科技创新驱动、市场机制激活、区域协同推进的零碳发展模式，深入探索绿色低碳发展和绿美城市群，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板湾区。
（五）以制度创新深化“一国两制”实践新范式，实现和平开放道路的现代化引领
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拥有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多层次、宽领域的重要平台、制度和政策，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独一无二的区位和制度优势。通过创新“两制”融合路径，可为国家和平统一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样本。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进行规则衔接机制突破，建立跨境法律协调委员会，试点港澳与内地专业资格互认负面清单等制度，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自由贸易区和科技创新合作区探索并建立要素充分流动、国内国际市场无缝对接的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推进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区域一体化迈向纵深。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充分发挥港澳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作用，在文化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健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制度。新发展格局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大湾区需精准把握自身在双循环中的比较优势和位置，成为新发展格局中的支撑、枢纽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实现和平开放道路的现代化引领。
文献信息：晏宗新、陈甬军、陈义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大湾区研究》第1辑，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26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