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广东财经大学主办，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聚焦国家安全学理论创新、学科建构、战略研判及治理机制创新，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辑刊发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唐永胜教授领衔的《大国国家安全实践的历史镜鉴与启示》一文。文章以近代以来德国、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大国国家安全实践为历史样本，在分析、比较和评估其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多重启示，认为只有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更审慎的战略判断推进战略创新，才能找到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途径。文章提出，只有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进而引领国际治理的发展方向。现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国务院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军队科技领军人才。曾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战略研究所所长、危机管理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际战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欧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60余篇专题论文。
大国国家安全实践的历史镜鉴与启示
唐永胜 张 岩 徐海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摘要：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波澜壮阔，其国家安全实践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为当下提供有益的镜鉴。从战略筹划及实施的角度，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主要启示：创新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准确界定自身定位和战略目标，因势利导攻防有据，争得维护国家安全主动权；持续积累和有效运用实力，夯实维护国家安全基础，并充分借助软实力资源积极塑造有利态势；避免过度扩张，构筑牢固的对外关系依托，蓄势而发拓展国际影响；把握维护国家安全时空领域的关键节点，有效预防和积极管控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改善国家安全态势；持续提升治理能力，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进而引领国际治理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安全；历史镜鉴；战略创新；大国竞争；因势利导
引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大国积累了生动的国家安全实践经验，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留下了丰富的战略财富。
当前世界变局正深度展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赢得战略主动，在战略筹划上需要在传承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笔者选择了德国、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作为样本，从大战略选择、力量积累与运用、经略周边关系依托、关键节点把握等维度对其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估，以期得到有益的镜鉴和启示。
一、长期有效的战略指导
大国的发展不能没有方向，是否具有长期有效的战略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命运。“在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对内或对外规划，如果没有可靠的后盾，就不能长期顺利地执行。而卓有成效的国防措施又依赖于完善的战略。”对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准确认识和把握自身特点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综合统筹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做到知雄守雌，既积极进取又量力而行，有效控制重大战略风险，更好地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离开了主动性，战略就会失去灵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安全局势，只有从全局、长远和大势上作出清晰判断和有效决策，才能因势利导，积极作为，把握战略主动，赢得行动先机，立于不败之地。
近代史上，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各具特色，其中，德国就很具有典型意义。德国一方面在战略筹划中曾创造了精彩篇章，另一方面也留下诸多深刻教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德国属于晚近后来，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处于分裂状态，最多有过1789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恩格斯这样描述当时的德国：“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败尸骸的力量都没有。”这一切在俾斯麦担任普鲁士首相之后发生了改变。
三场王朝战争胜利之后，1871年，俾斯麦领导普鲁士迎来德国统一。此后，德国非常克制地运用国家力量，避免四面树敌，以复杂的同盟网络保证了在欧洲国家间力量的相对平衡，为德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战略环境。“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对外关系方面，面对传统对手法国，俾斯麦用惊人的缜密谋划构建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层叠同盟网络，成功地拉拢奥匈、沙皇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对法国进行孤立，使德国摆脱了多面受敌的困境。俾斯麦深刻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国家间关系，使统一后的德国发展进入快车道。
然而，俾斯麦的联盟网络太过复杂，不仅当时欧洲的政治家难以真正理解，德国自己的战略家也难以驾驭。俾斯麦之后的威廉二世以及20世纪的希特勒，都忽略了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地缘环境，实行了进攻性对外政策，使德国多面树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遭受惨败，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中断并发生逆转。
在两次惨败而饱受创痛的教训后，联邦德国彻底改变国家战略，在冷战中积极追随美国对抗苏联和东欧阵营，通过加入北约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国家主权；在经济上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计划与市场进行协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充当前锋努力推动欧洲联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之一，实现了与法国等国家的和解。
勃兰特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开始施行“新东方政策”，对相关国家试图“以接近求转变”。勃兰特意识到德国统一时机未到，当务之急是改变德国一分为二和柏林墙建立造成的东西隔绝局面，必须“建立尽可能多的真正的接触和有意义的联系”。“新东方政策”收效显著，极大改善了联邦德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并显著提升了对欧洲事务尤其是民主德国的影响力。进入80年代，苏联开始在东西方对抗中进行战略收缩，两德联系日渐加深，在苏联东欧剧变后，东西德国实现了统一。2007年之后，次贷危机在全球波及开来，欧洲也受到重创，而德国却展现出实力优势，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
在大国兴衰的历史上，取得成功的路径和经验各不相同，失败原因也多种多样，甚至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也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英美之间的权势转移具有典型意义。经过长期外交和战争的实践，英国形成了以均势和务实为特色的战略传统。这一传统既有助于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和拓展，也在20世纪上半叶与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中充分显现出来。虽然二战以来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总体上追随和配合美国，两国在文化上又是同源，但同样有过尖锐矛盾，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英美之间曾两次兵戎相见。
美英之间最终能够相对平稳地实现权力转移和霸权交接，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力大幅下降，殖民体系已经不能维系。从1800年到1900年，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大英帝国殖民体系遍布全球各大洲，但英国最终也没能避开传统帝国“过度扩张”的陷阱。其次，美英之间霸权转移经历了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美国对外战略运用总体适度，并没有完全冲击英国的战略利益，甚至形成了双方共同关切的有力牵引，如前期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和之后应对来自，苏联的对抗。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方向放手发展，甚至“可以用上美国的全部舰队”，但没有在大西洋方向挑战英国海军的控制权。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到获得世界霸权，历经近80年。再次，英美之间霸权更替基本上是通过两个并行体系间接完成的。在殖民地争取独立浪潮的冲击下，英国殖民体系最终濒临崩溃。而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强调机制建设和价值观认同，虽然表面上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实际上依靠同盟体系构建了一个形同帝国的势力范围，实现了全球霸权。
回顾大国崛起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战略选择，有助于探讨新兴大国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普遍遇到的共性问题，并寻求破解的方法。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已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美国和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中国面临崛起的“安全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二、持续积累和有效运用实力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最大限度地将自身优势转化为竞争实力，牵制、制衡乃至压倒对手，获取主动和优势。国家实力的强弱在大国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总体上，大国竞争需要靠实力说话，崛起中大国在实力上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全面赶超先行国家，而要争得竞争主动，非对称实力优势的积累和运用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扬长避短是争取主动赢得大国竞争的重要原则，自身优势的积累和发挥可以选择关键领域，也可以选择关键地域，还可以选择特定时段。其精髓则在于，实施小范围的集中投入，争取通过以点带面的突破，来达成系统效应、全面提升的效果。
历史上，曾成功跃上世界权力顶端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包括更早时候的罗马帝国等，在崛起过程中都能够比较好地发挥非对称优势、保持战略相对集中，进而收获巨大利益。相反，忽视这一战略要求、不能节制自身战略企图而寻求全面竞争优势的国家，包括17世纪中叶的西班牙，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都先后尝到失败的苦楚。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凭借海外殖民扩张而迅速崛起，一度集欧陆与世界海上霸权于一身。但因其沉浸于保持全面优势，在海陆都要扮演主要角色，参战过多，从而导致国力日渐衰落。错误决策的结果，就是忽视了实力的积累和无法弥补自身短板，从世界头等强国沦落为二流国家。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针对不同对手展开的所有竞争策略几乎都可以从其对苏联的竞争中找到线索，并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形成政策的完整历程。美国迈克·波特教授的商业竞争理论强调积累和运用非对称实力优势，这点被转化运用到国家竞争领域，美国系统提出国家竞争战略并最早付诸实践。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苏联的竞争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其核心都是围绕实力展开，并不再是通过不断追加投入来取得优势，而是针对对手，选择可以发挥自身实力优势的领域持续与对手进行有差别的竞争。
美国对苏联竞争战略的一条主线，就是运用各种手段迫使竞争者坠入美国设定的游戏陷阱，让对手去犯原本不愿犯的错误，进而去做符合其本性、但鉴于资源状况本不应该做的事情。具体到竞争的重点军事领域，则体现为“聚焦于如何在和平时期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即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部署和展示，以此来塑造竞争对手的选择，使之有利于己方的战略目标”。1981年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努力通过施加竞争成本等战略竞争的策略和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甚至拖垮苏联。这项政策形成的标志就是里根先后签署的《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和《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前一份文件明确，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包括遏制和推回“苏联在全世界扩张其控制范围和军事存在的努力”，提高“苏联支持和利用代理人、恐怖分子和颠覆性力量的成本”，寻求机会限制苏联军费开支并削弱苏联的联盟。后一份文件则明确，“通过更加有效的竞争来遏制并逐渐改变苏联的扩张主义，促进苏联内部发生变化，使其向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里根政府依据竞争战略的逻辑，强化了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与苏联进行军事竞争成为里根政府对苏战略的核心部分。里根政府显著增加了国防预算，大规模更新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增加了在苏联边境附近的海空军兵力部署和航行的力度，推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以强化与苏联在太空领域的全面竞争，意图通过诱使苏联加大军费投入，对苏联施加竞争成本以此拖垮苏联。为达到这一目的，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的竞争战略超出军事领域，扩大至政治、舆论、经济、科技等众多领域。其具体举措包括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极力压低国际油价、加大对苏联的技术封锁等。里根政府运用竞争战略使苏联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当中，实力被极大消耗，而美国则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迅速恢复力量，重新赢回美苏竞争的主动权。
在竞争中必须科学界定国家的利益边界，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家实力相匹配。一个国家如果雄心过大，其现有能力距离其目标远不能及，会使该国承受严重的战略风险。反之如果不能坚守正确的战略目标，也会使国家遭遇危险，涉及国家生存的战略目标是不能浮动的底线。
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海上实力迅速增强。然而之前英国选择的发展方向曾发生重大偏差。由于历史上曾长期抵抗欧陆国家的入侵，出于防范和集体的民族心理，英国较长时期将战略关注集中在欧洲大陆。直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才使英国从无休止的欧陆纠纷中摆脱出来，不断蓄积海上实力，为英国后来的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
经略海洋不仅仅是英国的战略基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都曾受惠于地理大发现，试图借机将战略重心转向海洋，但最终只有英国成为最后的赢家。盖因英国的目标持久而明确，经略海洋、积累财富的目标从来没有被动摇过。在这一点上，英国与16世纪的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班牙在崛起后长期羁绊在欧陆连绵不绝的复杂纷争中。刚刚崛起就给自己树立了众多敌手，成为崛起中断的典型案例。
要努力寻求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既要准确评估实力，明确战略目标，又要具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保持战略决策必要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正是这种老到的战略成就了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能够称霸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
积累和运用实力，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甚至会一败涂地。德国和日本就是其中的典型。德日曾遭遇重大失败，固然因其对大势的把握出现重大偏差，但实力不足亦是重要原因。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虎狼环伺，却依旧固执地选择多面出击；二战时期的日本也是在实力严重有限的情况下，贸然对外发动侵略扩张战争，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德、日最终都吞下战败苦果。“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的扩张”，这一认识反映出一个道理：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力量运用终归有自身的限度。
在大国实力积累和运用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发挥引领作用，掌握科技优势是国家获得实力优势的关键性要素。在保罗·肯尼迪看来：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具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尤其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获得更大的优势。基辛格指出：“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世界每隔百年总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性领导国家。”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强盛经济成为大国崛起的原动力。
18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工业和技术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主要承担者，英国人贡献了全世界最重要科学成就的40％。先进的技术加上灵活的经济政策和广阔的殖民地市场，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到19世纪后期，在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科技发展的领先优势渐渐丧失，先后被德国和美国所赶超。到1913年，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而德国为15．7％，美国为35．8％。两次世界大战又导致严重国力损耗，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
科技革命构成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重要的内在动力。在大国竞争的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发挥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率先开启科技革命并且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往往在大国竞争中能占据优势地位。人类历史上每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极大程度拓展了人类活动的领域和空间，同时也拓展了国际关系和大国竞争的内涵和外延。战略思考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也就是：“军事家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勇于面对科技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突破所带来的直接挑战，同时又必须善于引导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战略能力，才能实现战略思想与科技进步的互相促进。太空、网络、深海、生物、极地、数据等诸多新型领域科技的迅速发展，将使人类实践活动的空间和维度得到空前扩展，并推动全球政治和国际竞争条件的深刻变化。围绕上述新型领域的探索、开发和利用，主要国家已经显著加大投入，博弈趋向强化。能否在上述领域的竞争中赢得先机，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将决定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景。
三、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世界政治不断发展演变，权力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大国竞争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博弈和武力斗争的方法进行，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软实力的较量上。软实力通过影响力和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二战结束后，全面战争已经不再是战争的基本形态，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其所发挥的影响、吸引和感召作用越来越难以替代。曾经在较长时间内，国际政治学界的普遍认知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人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等各领域发展的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发生在大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乃至世界级战争出现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虽然当前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风险交织，但国家软实力的构建和运用仍然是国家参与大国竞争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表 1500—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及其实力来源
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受到文化传统，尤其是国家战略文化的深刻影响。战略文化的概念非常清晰，即在一个国家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相对持久和稳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而这种战略文化不仅持久作用于国家战略选择的偏好，对外也表现为特定的文化影响力。
主要国家的文化传统各具特色。以法国为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承使其发展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胜利，法国也重获自由，面对遭受巨大损失的经济社会，法国打出了几张好牌：“首先是法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拥有的威望；其次在人类失去平衡的动荡年代，谁也不能忽视法国的力量；最后是法国的领土、人民以及海外领地所形成的牢固基础。”法国正是借助这些条件并有效利用了美苏矛盾，得以促成美、英、苏承认法国的战胜国地位，争取到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处理德国问题的权利。随着法国最终确立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法国在国际体系中重新回到大国行列。
积极推动西欧联合进程也是法国重振大国影响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西欧联合将联邦德国纳入到一体化进程之中，在促成法德和解的同时，又有效地束缚住德国手脚，在欧洲事务中法国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法国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带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法国文化和外交传统，大国雄心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构成了法国对外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软实力支撑。恢复和维护大国地位，对法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重新树立起法兰西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拓展了地缘影响和国际威望，并获得了可观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国建国历史虽然只有200多年，但因为在二战中实力大增，战争的胜利也使美国的影响力迅速攀升，在包括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和流行文化等诸多软实力领域产生了强大吸引力。比如在战后欧洲重建中，“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快速适应对它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以自由、随意、活力、解放、现代化、年轻化等基本内涵使欧洲战后文化大地回春并充满活力”，“顺从市场和商业的指令也包含了从传统习俗及其他多种束缚中得以解放的因素”。在很多欧洲年轻人的心目中，长大后要建设的富有意义的世界带有明显的美国元素。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对国际制度的主导能力。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价值观塑造的投入是重要因素。“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在欧洲推行“理想主义”外交，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并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但都没有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一方面是由于理想化的国家主权平等理念与当时的国际背景相脱节，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希望建立的一套价值观体系与当时英法坚守的传统世界观、价值观理念背道而驰。
对联合国的设计者来说，国际联盟的失败无疑构成了必须认真考虑的历史教训。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会晤并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其中第8条提出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此后，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和同年11月的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设想被不断推进。罗斯福在威尔逊集体安全思想的基础上，辅之以大国责任、权力集中和协调一致原则，最终建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等国际治理机制。
在主导筹建联合国、争夺国际政治霸权的同时，美国在二战期间就开始积极筹划构建战后世界经济架构，力图从金融、投资、贸易三个方面建立美元的霸权地位。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并规定美元同黄金直接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由此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实行固定汇率制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从一开始，美国就在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这为美国进行国际金融操纵、谋求世界霸权创造了条件。美国战后对世界经济制度的安排，保障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促成和巩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此外，美国没有像“一战”战胜国那样对德国进行残酷打压，而是在“二战”后实施马歇尔计划推动了德国经济恢复。尽管美国有其他考量，但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法等大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世界也由此进入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历史时期。
对比冷战时期的美国，苏联解体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思想观念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列宁逝世后的较长一段时期里，苏联政治生活中教条主义盛行。“在赫鲁晓夫当政以后，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以极端方式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价值观的混乱导致实践的混乱，正好为那些早就想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提供了最有利的可乘之机。”
软实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软实力竞争在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赛。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经受检验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和创新可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保障，提供可靠的支撑，并为全球治理提供参考方向和重要推动。
完善和创新制度体系，无疑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崛起的根本前提。政局的稳定有赖于制度的健全，以及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体制机制创新。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进步当然有直接的关系，但背后的制度因素更具有基础性。从17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在较长时期里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推动了工业和技术革命，发展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16世纪西班牙称霸海上时，并没有废除封建专制体制，最终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法国在19世纪的制度演变起伏波折，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制、帝国制，又回到共和制，国家治理模式极不稳定，对国家发展造成了干扰。
苏联在美苏竞争中败下阵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在经济增长、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成就卓著，从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然而苏联始终不能超越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资源配置失衡和经济运行低效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加上国民经济过于向军事领域倾斜，农业和消费品生产严重滞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崇尚个人迷信而失去活力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
当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可以长盛不衰。当前西方主要国家内部面临巨大困难，经济社会鸿沟日渐显著，未来前景不确定性增强，这一因素也是构成世界变局的重要变量。世界正经历深刻演变，新冠疫情既是世界变局灵敏的检测剂，也是世界变局高效的推进剂，更检验着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这个时代，各国普遍陷入政治、经济、治理的困境，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创新，而各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改善与否对全球治理的发展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对每个国家而言，能否应对保护自身权益与全球治理中权力让渡的矛盾，处理好共识及个体协调之间的关系都是重大考验。可以在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上做出合理改善的国家就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
四、构筑牢固的对外关系依托
积累实力优势不是最终战略目的，关键是要将实力优势转化为战略能力，筑牢国家安全的对外关系依托，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不断增强参与竞争的弹性和抗毁伤能力，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经略周边。大国有与其实力相对应的地缘政治利益和需求，也有其力量能够达到的范围。周边是一个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地区，构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同时对外关系中各种矛盾往往也比较集中体现于此。“对于一般国家来讲，安全只是采取具体的行动；但对强国来讲，安全却有赖于安全的范围。”大国有什么样的实力和目标，就有对什么样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周边安全的追求。
受地缘作用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国家产生外部影响的能耗，都将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大国往往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如蚕吃桑叶般逐步扩展自己的安全圈，因此周边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亚洲主义”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879年11月草间时福发表《东洋连横论》，批评日本“知有本国而不知有亚洲”，认为如此下去，亚洲必将落入英美之手，唇亡齿寒，日本也将遭遇不幸。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进一步右倾，发展为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19世纪80年代，俄国也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就成了日俄两国的利益交集带，双方谁也不能容忍对方控制这一地区，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在19世纪末崛起之初，美国就非常注重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当时美国同英国的矛盾日益显现，双方对美洲控制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美国破解英国围堵之路也由此展开。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英国挤出美洲。
一是提出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不允许欧洲人干预美洲事务。但是慑于英国的实力，在此后较长时期内，美国对于英国插手南美事务并没有作出实际反应。直到1882年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爆发，美国主动介入、调停英属殖民地圭亚那同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纠纷。迫于形势，英国无奈接受了美国的插足干涉，在拉美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垄断地位被动摇。此后，随着美国实力不断增长以及德国对英威胁的日渐上升，英国无力兼顾美洲，势力范围被逐步挤压。
二是开凿巴拿马运河。美国觊觎巴拿马运河已久，美国抓住了英国深陷布尔战争泥潭的机会，迫使英国于1901年签订《海—庞斯富特条约》，同意美国对巴拿马运河享有单独修建和管理权，从此美国牢牢掌握住了美洲的海上优势。
三是划定美加边界。1898年英属加拿大提出要将美加边境的克朗代克地区划归加拿大，遭到美国反对。由于当时以俄国为首的欧洲大国正试图建立反英联盟，美国是唯一对英保持友好中立的大国，英国只好同美国在1908年签订《关于划定美国与加拿大自治领间国际边界的条约》，划定了有利于美国的边界。从此，美国终于稳定了周边环境，取得了西半球的霸权地位。
其次是构筑战略支点。“战略支点国家”是大国间利益冲突在地理空间上的交汇点，也是大国巩固和拓展战略利益的“前哨阵地”。美国稳固周边后就把建立战略支点的目光投向了太平洋。西奥多·罗斯福是马汉海权论思想的疯狂追捧者，鼓吹所谓的“太平洋帝国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于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占领古巴、关岛、夏威夷以及菲律宾。以这些岛屿为重要支点，不仅避免了与英国在大西洋方向的正面碰撞，还架起了通往东方的桥梁。
冷战时期，美国充分依靠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同盟体系来确保其主导地位。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积极支持这些国家在遏制共产主义力量扩展中发挥作用。主要通过部署兵力、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军演等方式，加大了与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联系。进入21世纪，美国开始将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拓展到印度洋地区，除了强化美日同盟和唤醒在冷战时期曾发挥重要作用的美澳同盟，还拉拢印度加入其战略伙伴体系，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构成了美国今天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
再次是用好第三方因素。大国之间的竞争绝不仅仅是一对一的较量，会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英德竞争几乎与英美竞争同时展开；“一战”期间以英德为主的对抗也伴有俄国、土耳其等国的激烈交锋；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同时，日本、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大国在竞争过程中充分运用第三方因素是构建战略依托的重要手段。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凭借其近乎完美的均势策略和高超的外交手腕，为统一之后的德国构建了一道强有力的安全屏障。如前所述，俾斯麦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同盟关系网，使德国花费最小的代价换来和平稳定的欧陆环境。他也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震慑法国的战争恐慌，同时声称支持俄国的巴尔干目标，然而又秘密地同其他国家达成默契，从而使其对俄国的诺言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德国也由此获得了在欧陆的所谓半个霸权地位，而法国则在欧洲大陆上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了。
运用第三方因素取得战略主动是英国重要的外交传统。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讲，英国在总体上只是个中等国家。英国非常善于利用他国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主要对手，这是英国崛起和称霸的主要秘诀。一旦欧洲国家出现力量失衡，尤其是某一大国威胁到欧洲均势时，英国往往就会支持其他弱国对这个大国实施打压，以维护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而当欧陆相对平稳、相互牵制时，英国就会静观其变，并保留再度实施干预的行动自由。“英国一向做较弱的强国的朋友，是为了把较强的强国削弱到不足以危害英国的程度。”
基于这个战略选择，英国成功限制了欧洲大陆上相继出现若干新兴大国崛起的势头，使英国实际上处于欧洲事务仲裁人的位置，超脱事外又能独善其身，成为欧洲局势事实上的支配者。二战后，英国昔日的霸权光环不复存在。为摆脱因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导致的被动局面，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的布局，其目的就是要将英国和英联邦、美国、欧洲联系起来。他抓住了英国是这三环中共同的、唯一的汇合点这一条件，构建了广泛的战略联系，使英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挥全球性影响。冷战结束，英国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选择空间相对受限，“实力的衰落降低了其在欧洲发挥传统平衡作用的能力”。然而，英国毕竟“具有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自己的不寻常能力”，能够“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从不放弃表现主动性的任何机会”。英国脱欧或许并不完全是被动的选择，但毕竟失去了一个重要外交平台，近年来其对外关系更多地追随和配合美国，甚至积极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多少都有无奈或投石问路的意味。
充分借用盟友的力量也一直是美国维护霸权的重要途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寻求盟友支持，极大拓展了美国的影响力，确立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冷战时在美苏竞争中，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欧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通过系统、长期的战略竞争规划，使得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能够更加高效、更有效果，从而能够提升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国的威慑力和安全。它谋求将竞争导向更加稳定且威胁较小的领域（即迫使苏联集中力量用于防守，而无法用来增强其进攻能力），或者苏联运行相对不那么有效的领域”。冷战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构成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是其长期主导欧洲局势乃至整个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借助该体系，美国确立了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全球领导地位。
依赖和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国家曾得到许多利益，但同时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尤其在欧盟需要进一步整合时，欧洲战略自主的缺失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即，“当获得的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时，这部分利益的重要性可能下降，而机制不能提供、甚至可能阻碍的那部分利益则可能更显重要”。法国和北约关系的曲折发展就是一个例证。二战结束之后法国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众多挑战，加入北约则可以借助美国和同盟力量渡过难关。但十几年后，法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大有起色，法德之间实现和解，来自苏联的威胁也不再紧迫。要恢复以往传统大国的地位及影响力，北约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阻碍。对法国而言，北约象征着西欧国家对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跟从，而法国如继续被这一机制所束缚，就难免被视为“霸权主义统治下驯服的配角”。因此，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但继续保留成员资格。这一决定为法国拓展了外交回旋空间，在随后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其影响得以较为充分地展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安全局势趋向复杂，法国又开始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关系，200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相关议案，法国又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
跨大西洋关系对于美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倘若大西洋关系再次陷入争夺之中，由此产生的危机必然会损害西方社会珍惜的价值观。”然而事实的逻辑是多维度的，由于美国经常性地“将国际制度视为美国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这从实际上必将限制联盟体系持久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时期以来，受社会、政治撕裂的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能够坚持长期目标已经变得难上加难。北约东扩就是一个受眼前目标诱惑的典型案例，东扩不仅加深了欧洲地缘政治裂痕，而且必然会引起许多国家反感，甚至可以认为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在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中，过于强调美国和西方的主导作用，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过去变得更复杂，国际安全治理赤字居高不下，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为大国关系的发展提出许多新的难题。
从历史长时段看，一些大国“成于依托”，但往往也“败于依托”。没有依托，只能单打独斗甚至寸步难行；而经略不好依托，反而会深陷其中，甚至不得不担负沉重的负担。对于今天的中国，建立战略依托并不是要谋求地区霸权，而是要实现共赢，增强主动性，扩大战略回旋余地，有效缓冲和消解可能的危险和冲突。
五、管控危机把握关键节点
国家安全要在日益宽广的时空领域中得以实现，影响要素复杂交织，风险随时可能发生，把握住其中的关键节点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态势转换。大国的成长总会与危机相伴相生，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例外，而重大危机事件往往是其中的关节点，如果不能有效管控危机，往往会付出惨痛代价；而如果管控得当，则可能将态势引向于己有利的发展轨道，牢牢把握国际竞争的关节点，赢得战略主动。
在1775—1783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中，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都加入到反对英国的战争行列。面对多面受敌的困境，英国调整战略，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对外关系的重点从拓展新殖民地转向关注海外贸易，占领可以确保其贸易畅通的基地、海岛，或重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英国还利用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国内政治动荡，组织反法联盟，再次打败法国，建立起庞大帝国，达到了权力的巅峰。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内部离心倾向加剧，海外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严重冲击着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英国以退为进，用英联邦取代大英帝国，摆脱原来英帝国的责任，保留原有的利益和好处，尽可能维护其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陷入严重经济滞胀，而日本的资本则以惊人速度扩张。为摆脱困局，美国在1985年精心炮制了《广场协议》，得以成功转嫁危机，同时打压了发展势头正盛的日本。面对美国强加的压力，日本和德国的处理方式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日本在协议签订后，采取了过度刺激经济的政策，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受到重创。同样签署协议的德国，始终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把资金尽可能留在实体经济部门，防止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由此顺利化解了危机。
英美成功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虽然两国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危机四伏。在美英关系出现危机时，美国曾多次准备或实际运用了军事力量，但都能很好地把握分寸和节奏，双方关系并未走向失控。美国管控危机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对英一直采取“遏制”加“忍让”的战略，军事威慑、经济捆绑、文化联络、外交妥协等诸多手段相互配合，使英国政府上下达成共识，即美国离英国较远，英国尚未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对美作战，只能从权培养同美国之间的友谊，腾出手来对付近在咫尺却又咄咄逼人的德国。两害相权取其轻，英国把德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偏向于向美寻找“利益共容”。这就给美国崛起留出了时间和空间。巴里·布赞认为：“回顾历史，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
在冷战期间，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对峙，但也都在设法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从后来解密的文件证实，类似于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的严重事态，曾一次次将人类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之所以没有爆发严重军事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美苏都认识到了军事冲突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后果。尤其是两国都拥有超强的常规军力和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库，不得不保持行动的足够谨慎。不能把势均力敌的对手逼入绝境，否则可能带来谁都承受不了的反制和打击。在大国竞争中还需要以机制化方式预防冲突和化解风险。而要实施有效的危机管控必须在双方形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构建相应机制予以保障。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的军事互动进一步增多，尤其在海上两国海军多有摩擦，就此双方建立了相应管控机制，如1972年美苏签订了《防止公海及上空事件的协定》，1989年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危险军事行动的协定》，强调要减少及和平处理双方武装部队间由于危险军事活动而发生的意外事件，以确保人员和装备在和平时期相互接近时的安全，消除相互猜忌和敌意，并制定了具体的沟通处理相关事件的相关程序。
在国际博弈中，在利用第三方因素的同时，也需要高度警惕被第三方拖入战争，使自身处于不利境地甚至付出惨痛代价。“一战”前的“七月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爆发后，德国决策层出现严重分歧，德国外交部坚持相对稳健谨慎的路线，而德皇威廉则积极鼓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威廉作出错误判断：俄国不会参战，英国会保持中立，战争是仅限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局部战争，即使德国作为同盟国被迫参战，也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在这一保证下，奥匈帝国对战争更加跃跃欲试。而俄国、英国都没有采取中立政策。由于这些错误判断加上德国外交部后期的错误政策，德国被奥匈帝国一步步裹挟进战争。经过4年苦战，德意志帝国崩溃，崛起进程就此中断。
历史不会沿着简单的直线发展，它也会为变化留下或大或小的空隙。在局势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决策者的意志、胆识和智慧都将受到严峻考验。而越是在困难和危急关头，就越需要审时度势把握主动，抓住转瞬即逝的关键节点，引导局势的发展方向，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六、结语
近代史上，德国、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角色各异，战略筹划及实施也各具特点，为谋求今天的国家安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大国兴衰的历程及结果并非杂乱无章，背后总是存在一些内在的逻辑线索。国家安全总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所有的强国都是在‘时间的河流上’旅行，它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指挥这条河流，却多少可以用技巧和经验在河上行驶”。因此，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模式和实践路径可以长盛不衰。为此需要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更审慎的战略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战略创新，才可能找到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而在根本上，只有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进而引领国际治理的发展方向。谁能在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世界变局中，权势趋于扩散，大国的特殊性下降，国际关系民主化将成为必然趋势，这是中国可以赢得战略机遇的最重要历史条件。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隐藏在敢于直面变乱交织的世界，能够因势利导、扎实积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智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