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暨南大学主办，聚焦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路径探索，紧扣传播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建构等重大议题。本辑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胡正荣、姜懿轩撰写的《从战略到体系：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和效力提升》一文。文章立足“十五五”时期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提出要以系统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文章认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战略目标层面，应明确其服务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目标；在具体策略层面，应围绕多元主体协同、内容供给创新、传播渠道拓展、精准分众传播等方面发力，从而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现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胡正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主编等。
从战略到体系：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和效力提升
胡正荣1 姜懿轩2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
摘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亟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应对国际舆论场中的重大考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和理解国际传播，做好战略设计与统筹协同，以系统思维打造战略传播体系。在战略目标层面，明确其服务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目标。在具体策略层面，建立多方协同的传播主体格局，加大国际传播的当代供给、价值供给、民间供给，创新产品和服务业态，拓展官方和民间并举的国际传播渠道，进行分层、分类、分群的精准传播，从而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体系
一、引言
国际传播这一跨越国界的传播交流活动，因地缘政治、文化差异而产生，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将国际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前，战略传播的理论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基础。研究认为，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发达的战略传播思想，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罗马帝国等都通过宗教、军队、政府管理以及仪式、神话故事等战略传播方式，合法化其统治行为，维持并巩固政治权力。2007年，学术界对战略传播进行了明确定义：“战略传播是某个组织有目的地利用传播来完成其使命。”有学者对相关概念进行溯源和辨析，指出战略传播是一种“目的性更强、目标对象更精准、更强调战略认同、政府掌控度更高”的传播活动。其主要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目的性，只有那些有针对性的传播活动，才能被定义为“战略传播”；二是整合性，即从全局性、整体性出发整合多元主体和各类资源，最大化发挥各要素作用。此外，世界主要国家已有较为丰富的战略传播实践。美国的战略传播呈现出“从分散到整合、从反恐到大国竞争”的演进特征。日本以“提升安保战略适配度、强化舆论战能力”为核心，形成“首相官邸领导—外务省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架构。北约构建“联盟—盟军—战役战术”三级体系，强调“言行一致”与“集体传播”，将战略传播与军事行动绑定。俄罗斯则通过对外情报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直接控制、主导整个战略传播过程，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公民协会、学术团体等形成网络化的战略传播主体。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战略传播体系建设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从平台媒体出发，有学者提出通过“议题—渠道”“信息—行动”“传者—受众”“规划—评估”四对辩证关系实现转型；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有学者提出构建“理念—机制—执行—评估”的国际传播体系框架；从政治传播“权力运作”视角切入，有学者提出战略传播本质是强制与同意的辩证统一，应突破“技术—效果”分析局限，从权力结构层面解读战略传播的深层机制，也有研究从数字技术应用、战略目标优化、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对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进行探索；从国家安全视域出发，有学者以“安全观演进”为理论主线，提出战略传播需从“国别安全议题”转向“全球安全议题”（如气候、疫情），将战略传播与全球安全治理绑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传播理念的重塑，也有学者以美国、北约为案例，解析其战略传播与安全治理的“共生关系”，提出“话语—意识形态”安全功能框架，强调战略传播需要掌握议题定义权，防范认知渗透。总的来说，已有研究视角广泛，但从国家安全角度切入的较少，且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全球安全治理的议题建构，缺少在国家安全视域下对我国国际传播的全过程分析。
本文从国家安全视域出发，结合世界主要国家已有战略传播实践与近年来国际突发事件，分析当前形势下国际传播对于国家安全的突出意义。本文将国家战略部署的“顶层设计”与国际传播实践的“系统化落地”相结合，明确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并在传播主体、产品供给、业态创新、传播渠道、效能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服务国家宏观战略布局和发展。
二、战略视野：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
国际传播作为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博弈的途径，其本质被认为是中西方之间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竞争，也因此被视为国际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与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高度相关。
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的国际传播早已有之，对当下具有深刻启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开展战争宣传、引导舆论、动员公众支持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等传播学者对战时宣传的研究，直接推动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继续整合各类资源，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组建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目标对苏联进行广播，并通过各类隐性手段对东欧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事件，美西方利用媒体进行“颜色革命”及“和平演变”，凸显了信息战、舆论战在影响社会稳定、瓦解政权中的巨大威力。更近的是2022年全面升级的俄乌冲突。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加大对俄罗斯传播投入力度，封锁“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等俄罗斯官方媒体。俄乌双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虚假战争视频，煽动社会情绪。有学者提出，俄乌冲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冲突双方将各自掌握的主流媒体作为此轮“混合战争”中的武器。俄罗斯及欧美大国开辟了以舆论操纵、话语斗争和网络攻防为主体的第五维战场。
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有针对性地、隐蔽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国际舆论操纵，开展信息战、认知战，借助媒介这一权力中介达成其政治意图。媒介逐渐演变为实现非暴力颠覆行动的“武器”，用于网络攻击、经济胁迫、选举干预等。
从“乌卡”到“巴尼”，全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不稳定因素日益加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美国在其发布的五年战略规划《真相战胜虚假信息：支持自由与民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2022—2026战略规划》中，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敌手”，我国外部安全面临严峻风险挑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了专章部署，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际传播场域中暗含着意识形态、价值观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较量，已超越传统媒体和传统认知范畴，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从长期大势出发认清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洞察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出发认识和理解国际传播，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应有之义。
三、顶层设计：以系统思维打造战略传播体系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要有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强调从整体出发，关注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功能及动态演化。在国际传播这一复杂系统中，系统思维的应用尤为关键。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缺乏系统性整合与战略性统筹。一是我国涉外体系庞大但统筹协调不足。我国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众多，包括中央媒体、地方外宣平台、高校智库、海外企业、文化交流机构等，但各主体间协同联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二是中国故事内容丰富但内涵深度不足。虽然我国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上规模庞大，但真正能够穿透文化壁垒、引发情感共鸣、塑造认知框架的优质内容仍显不足。在全球品牌估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中，中国在“媒体与传播”这一项上的得分很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受众对中国内容认同度不高的问题。三是媒体“借船出海”有余但平台自主性不足。虽然“借船出海”在初期具有一定的渠道便利性，但从长期来看，平台算法规则、内容审核政策、用户数据管理等均受制于人，严重制约着传播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尽管“东升西降”的趋势已经出现，但“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传播容易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四是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不健全。目前对我国国际传播效力的评估多侧重于发稿量、覆盖率、点击量等量化指标，缺乏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等深层次效果的科学测量手段，难以真正转型提升。
系统思维下，国际传播应被视作一个各要素联动的有机系统，须从单纯的内容生产与分发，转向对整个传播生态的构建与优化，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中，不应满足于单个媒体或案例的成功，而应通过顶层制度设计、资源高效配置与工作流程优化，从结构上提升整个传播体系的效能。
基于我国国际传播现实情况，以系统思维构建战略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要基于现有资源和国家利益明确战略目标。宏观层面，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必须与我国战略价值、战略位置、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安排和战略现实等关键要素有机衔接。我国国际传播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服务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中观层面，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设立具体目标，既要向世界阐释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又要坚决回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促进世界了解和认同中国。微观层面，针对不同区域、国别、群体设定差异化传播目标，通过具体策略的制定实现精准传播。
在战略目标体系下，需要建立起组织协同、产品供给、平台支撑、渠道畅通、业态创新、人才建设等多个体系作为具体支撑。统筹政府、企业、智库、高校、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等多方资源，形成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跨圈层的战略协同。要明确传播主体、产品、平台、用户、效能评估等各子系统的运行方式，不断提高各要素运行能力和效果。战略传播体系的建设，需要分级、分层、分阶段开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四、体系支撑：国际传播的能力与效力提升
作为顶层设计的具体策略层面，国际传播体系运行离不开传播者、产品、平台、用户等各要素协同发力。在国际传播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国际传播需要统筹多方主体、供给多元产品、拓宽传播渠道、创新传播业态，开展分层、分类、分群化的精准传播，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与效力。
（一）多元主体与统筹协同
近年来，国际传播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互联网开放式、离散性、弱边缘等特点推动了传播去中心化发展，公众、社会组织、媒体在网络中作为节点存在，并与其他节点相互作用，国际传播活动已不再是政府和主流媒体的专属。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家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国际商贸、人文交流活动增多，国际传播行为主体更加广泛。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媒体、企业、智库、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力，形成政府推动、主流媒体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传播主体系统。
政府层面，中央政府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国际传播政策，为国际传播指明发展路径、提供政策保障。我国通过多边外交和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引领国际传播重大议题，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政府层面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各级党委（党组）。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各级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结合自身产业特色、风俗文化和已有资源，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国际传播规划。例如，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国际传播中心，讲述城市发展故事和百姓生活故事，展示当代中国的城市活力，大量作品吸引海外网友关注，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媒体层面，主流媒体仍然是国际传播的主力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者。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受权发布或收集传播国家治理主体的主张、意志、行动和声音，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放大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都离不开主流媒体的变革创新。当前，国际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不断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造成大量虚假信息泛滥，要求主流媒体提升主动出击能力，应对和引导国际舆论，进一步提升“一锤定音”的专业性、权威性和说服力。同时，主流媒体需要围绕我国外交事务和国际热点话题系统设置议题，加强议题整合和规划，在把握议题竞争规律的同时，探索有效的议题协同策略。
其他层面，企业、智库、个人等都是重要的国际传播主体。根据36氪研究院《2023—2024年中国企业出海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一部分中国出海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和本地化产能投入，以过硬的产品和极致的性价比融入当地市场；另一部分开始注重品牌效应，通过打造独特而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吸引海外消费者的认同。中国出海企业以其品牌效果和产品质量与当地嵌入得越来越深，在地价值影响力越来越大。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知识生产、政策建议和公共倡导等方式，连接学术研究与现实决策。智库作为“媒体知识分子”，在信息爆炸且鱼龙混杂的背景下，其专业分析和深刻洞察具有较高的信源可信度和说服力，成为网络传播环境中的“理性大脑”，是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智库强国美国，早已将智库视为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力量”，不仅在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家运行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话语体系的形塑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每个个体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每年近百万留学生、过亿出境人员是中国故事行走的“活样板”，在人际交往中修正长期以来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互动性、真实性和生动性，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各主体间需要形成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传播格局。政府部门间应打通壁垒，外交、文化、网信、广电等领域应避免各自为政；政府与媒体间加强议题策划，合作联动；中央主流媒体之间、中央主流媒体与各地方国际传播主体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加强传播策划；主流媒体与网络意见领袖、国际组织、海外媒体、出海企业、智库等主体加强合作交流……各类传播主体应发挥各自优势，明确自身定位和传播目标，建立共同参与、灵活有效的跨界、跨地、跨圈层的协同传播模式。
（二）产品供给与价值传播
美国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曾指出，信息时代的实力不仅仅来自强悍的军事防御能力，更来自强大的分享能力。其中所说“实力”，即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以自身吸引力而非胁迫实现国际事务目标的能力。因此，明确“分享什么、向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个问题，对于提高国际吸引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国际传播的供给侧，有学者提出当下的中国故事或正遭遇“审美疲劳”。从题材上看，当前的国际传播产品以美食美景、考古非遗、历史文化为主。我国主流媒体在X（原推特）平台于2024年发布的内容以传统文化为核心，聚焦节庆活动、大熊猫、非遗等话题。与之相对的是，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在该平台对中国的报道更偏重政治、经济领域等当代议题，显示出供给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从叙事策略上看，围绕“基建狂魔”、中国速度、大国重器以及各类光鲜亮丽的发展数据形成的宏大叙事，是媒体对外报道的主流方式，其往往进一步加剧“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围绕中国崛起称霸的国际负面叙事。聚焦普通人的小切口、低语境叙事供给不足，无法吸引国际目光，难以激发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在国际舆论环境塑造中收效甚微。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就要既讲古代中国的故事，也讲当代中国的故事；既讲传统文化的故事，也讲经济发展的故事；既讲国家治理的故事，也讲百姓生活的故事；既有宏大严肃的官方话语，也有朴素动人的民间叙事。如此，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才能在真实、立体、全面的基础上呈现出来，才能赢得国际社会共识。需要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立足世界共通性议题。国际传播走向战略传播层面，其本质上是一套能够体现世界主义理念的制度支撑体系。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际传播应随着大国外交超越“民族—国家”的主体化叙事，聚焦粮食、能源、和平、气候、绿色发展等世界性议题，基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发掘共情点、共鸣点，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故事的内核是价值观。一个故事往往由呈现形式、内容和价值观构成，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追求理想生活目标的故事叙述系统。讲述应对气候变化、开展脱贫攻坚、坚持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其本质是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大局，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价值观念。价值观的影响力是最为持久的，是国际传播行为的根基。在具体的话语权建构和国际传播实践中，一方面要处理好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只有普遍性的话语才有传播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内涵延展性优势成为求同存异的价值观的包容体和共存场。
总的来说，战略传播体系下的中国故事应在主体层面上从“我”走向“我们”，时间上从历史、现在走向未来，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世界，叙事上从宏大场面走向微观细节，加大国际传播的当代供给、共通供给、价值供给、民间供给，讲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中国故事。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谋划这些传播产品的生态系统。国际传播的产品供给不是简单的单一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而是建立由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组成的产品生态系统以支撑战略传播体系。所谓产品链，就是通过打造IP，生产系列产品，拓展传统新闻业务，进行政务、服务、商务等多链条布局。供应链就是充分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打通产业上、中、下游，形成统筹立项、统一研发、专业制作、共享资源、协同营销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价值链就是通过产品链、供应链的打通和运行，实现产品价值的长尾效应。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迪士尼和环球影城，从小说、电影、游戏到遍布世界的主题公园和周边消费品，单一产品发展成为全球性产业链，其IP产业开发模式值得思考和借鉴。
（三）传播渠道与业态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四十一条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做好国际传播，健全的传播渠道是基础，应构建多元化传播渠道，形成多渠道传播矩阵，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支撑力量。
构建多元化传播渠道，首先要建强官方渠道，即以国家媒体为中心的主流媒体传播渠道。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海外传播平台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如X（原推特）、YouTube、Facebook等。据统计，国内主要媒体机构在海外三大社交媒体平台共有170余个粉丝量百万级以上账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中国日报社China Daily在Facebook平台账号粉丝规模达亿级。二是自主研发的客户端，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新华社英文客户端等。总的来说，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对海外平台依赖度仍然较高。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我国主流媒体出海模式面临一定风险和挑战。2020年，推特（现X）对用户行为元数据进行了智能分析，关闭了超过17万个所谓“与中国政府有关”“中国政府代理人”的账号，并借助算法实现海量反华内容的智能推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社交平台全面封杀俄罗斯媒体账号，Facebook平台对俄罗斯官方新闻社账号实行90天限制，推特关闭“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的官方账号，同时禁止其广告和付费功能，进一步凸显了海外数字媒体平台高垄断性、对抗性风险，显现出建强自主可控平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主流媒体目前已建立起自己的海外传播平台，但在经营业态和影响力上还须进一步提高。作为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中不断转型升级，整合自身资源，建立起新闻信息、法律数据库、政府和企业决策咨询、会计税务指南以及企业内部办公系统等多种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其老牌通讯社的品牌价值和世界影响力。《经济学人》周刊创刊百余年至今，也依托其深厚的商业、金融、科技领域资源，建立起期刊发行、媒体事业、智库、教育等综合业务板块。我国主流媒体在打造海外传播平台的过程中，应突破传统单一新闻信息服务的经营模式，根据市场需求，整合内外部资源，不断拓展经营形态，提供多元服务，提升世界影响力。另外，要以技术赋能平台建设，通过算法推荐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处理等技术进行智能场景匹配，提供相应内容和服务，与用户进行有效连接。
其次要重视民间渠道。《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四十一条提出，“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依托企业、文艺团体、国际会议论坛、公益组织等主体展开，涉及商贸、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环境保护等多领域，涵盖不同社会场域、地区和圈层，具有覆盖面广、灵活度高、亲和力强等传播优势。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政府外交、官方合作交流渠道的有益补充，能够帮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增进对彼此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方式的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2024年底，中国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宽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并进一步扩大停留活动区域，为外国人入境旅游、短期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免签入境外国人158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次的62.1％，同比上升52.1％。众多外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中国之旅，截至2025年11月，TikTok平台上“China Travel”标签视频数量已由2024年底的9万条增至26．4万条，中国风貌的国际曝光度大幅提高。未来，仍需进一步推动“走出去”“引进来”管理便利化，积极参与和搭建更多优质人文交流平台，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厚植民心相通的跨文化传播基础。
除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外，近年来一些民营数字媒体平台冲破重重阻碍在海外落地生根，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短视频领域的TikTok，网络文学领域的起点国际，网络游戏领域的《原神》《黑神话：悟空》，电子商务领域的SHEIN（希音）、Temu（拼多多），在线教育领域的Question AI（作业帮）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数字媒体平台出海的“数字华流”。这些民间企业成为平台化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现转型升级的新兴力量，它们可以“轻装上阵”，以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手段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观冲突，挑战着旧有的全球传播霸权与秩序。
（四）精准传播与效能提升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精准传播是关键。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第一，国际传播需要分层传播。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不同的社会分层，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网言网语”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因此，实现精准的国际传播需要进行话语分层，对议题设置、传播内容、叙述方式、表达形式等各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不同的话语表达，实现受众对各类内容的各取所需，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第二，国际传播需要分类传播。一方面是依据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传播区域和国家进行分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国际影响力、对华态度都不尽相同，因此要做到一国一策，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传播产品，进行本地化传播。另一方面是叙事分类化和多样化。国际传播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个体化、生活化、情感化叙事；既要有“发展中大国”叙事框架，集中展现先进、富强、文明的一面，也不避讳以“复杂大国”框架谈论我国社会发展和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弱化宣传意味，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国。第三，国际传播需要分群传播。分群传播需要根据受众的国别、地域、语言、文化等属性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建立用户数据库。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的受众群体使用各类平台的偏好及其兴趣爱好、社交圈层、生活习惯等社会属性，精准生成和推送个性化内容，实现“一群一策”。
“精耕细作”的国际传播需要学科研究和人才队伍支撑。一方面，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习俗具有区域国别特色，有必要在国际传播领域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习俗及其媒体体制机制、新闻传播观念等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区域国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话语创新。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重要内容”。二是要在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满足精准传播需求的专业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