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明堂位》讲，“（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以礼乐制度改革殷商传统，凝聚了各邦国的政治与文化，使社会形成流动的整体。这其中，以“典乐”“学校”“采风”为代表的乐制，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有序传承，促进了人才在知性与德性上的双重启蒙，也推动了谏言议政的常态化与规范化。
“典乐”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有序传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典乐”是先秦重要的社会活动，有道统的传承意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讲，“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典乐”演奏的“乐”，是可以观的“圣王乐”，它们以圣王德性生命的历程为叙事，借诗、曲、舞等形式，构建了脱胎于历史情景的艺术世界。《春秋繁露》记：“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同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历代圣王乐有着内在的传承脉络，宣示着圣王道统的连贯与发展。“典乐”通过展现这一文化精神脉络，塑造了民族文化精神、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了人才的启蒙与培养。
首先，通过宣扬圣王与祖先的德行、表达对神圣先驱的崇拜，“典乐”促进了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形成。《尚书·益稷》描述“箫韶”时讲，“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在琴、瑟等乐器的伴奏中，“夔”吟咏祖先神灵的德行来召唤他们的降临。对德行的赞美，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塑造。《礼记·乐记》讲，“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里的“南风”代表着长养万物的德行，孝子歌《南风》来赞美父母的养育，而舜歌《南风》便树立了“孝”为天下美德。《春官宗伯》又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这里的“六德”是历代“典乐”中逐步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而“孝”作为六德之一，代表着对帝舜精神的传承。
其次，“典乐”有助于形成民族的文化认同。前引“夔始制乐以赏诸侯”一段，就表现出“典乐”对维护先秦邦国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南风》乐封赏诸侯，代表着帝舜对诸侯政治身份的肯定；而接纳《南风》乐的封赏，是诸侯对自我政治身份的认同。天子与诸侯的互通，代表着邦国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中实现“海内同孝”，是“孝”成为政治、道德的规范，也是“天下同行舜道”的具体展现。
再次，“典乐”为人才培养、德性启蒙提供了实践的场域。“典乐”的参演者，主要是乐官、乐工与尚在“大学”学习的学子、俊士。对于每位参演者、观赏者而言，“典乐”都是难得的场域性体验，是在圣王生命情境的艺术重现中，获得德行的体贴与德性的感召。
重要的是，“典乐”还为先秦的“学校”教育输送了人员。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他掌管“典乐”“学校”两项工作；“大师”，既是“典乐”祭祀活动的指挥者，也负责“学校”教学的理论演示；“大胥”，既要定期检视“典乐”的器具，也掌管着俊士户籍和年度考核事宜；还有像“籥师”，这种专门负责特定乐器的乐官，基本也是“学校”中的专科教员。《春官宗伯》所见大多乐官，在承担“典乐”工作的同时，也负责“学校”相应的教学工作。
“学校”教育促进人才的双重启蒙
先秦的“学校”教育，是围绕着诗、曲、舞等不同艺术形式展开的，其过程大致可分为“童蒙”“小学”和“大学”三个阶段。《礼记·内则》讲：“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经过“童蒙”，学童十三岁入“小学”，学习不同程度的诗、曲、舞。以“舞”为例，儿童修习“勺舞”，少年修习“象舞”，青年修习“大夏舞”，身心的成长，伴随着学习的进阶。
所谓知性的启蒙，注重经验知识的习得，既包括技艺的学习、身体的锻炼，也包括行为规范的养成。“小学”所经历的“中年考校”，直接针对诗、曲、舞等知识、技艺的掌握情况。学技艺、立规矩，《礼记·学记》讲，“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达到“小成”就不只要掌握辨析章句等知识，也要养成规范的行为习惯。“大学”对知识、技艺的教育更系统，按《春官宗伯》讲，学习的内容包括“乐德：中、和、祗、庸、孝、友，乐语：兴、道、讽、诵、言、语，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等三大方面。这里的比喻、称引、讽刺等修辞方法和古乐舞蹈还属于技艺学习的部分，而“乐德”中强调的恭敬、孝悌、友爱、辞让等德行规范，更抽象、更具德性价值，如《小雅》讲“君臣和睦”（《鹿鸣》）、“鞠躬尽瘁”（《四牡》）、“周爱天下”（《皇皇者华》）等政治德行，教导俊士明明德于天下、树立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知性的启蒙是德性启蒙的基础，两者是连贯而不可分割的，先秦的“学校”教育犹重德性的启蒙。德性的启蒙是内在的觉醒，实现德性的启蒙，需要自觉地运用智性的自省超越对外在规范的依赖，开启主动的、对德性生命的追求。《学记》讲“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在“知类通达”的情况下尤能坚定不动摇，这需要经历怀疑与反省，能够自主审视德行规范的合理性。如《乐记》记孔子与弟子宾牟贾论《武》乐，宾牟贾怀疑武王伐纣是“贪商”、觊觎天下，但在孔子的引导下重新理解武王以战止战、以战救天下的德行与艰辛。宾牟贾的怀疑是主动的，而启发后的反省，又是启蒙的进一步展开。经历如此磨砺、反复批判而形成的判断，才可以做到“强立而不反”，才能够形成对德行规范更深刻地理解。
“采风”推动谏言议政的规范化
“典乐”不止促进了“学校”教育，也使先秦的“采风”活动成为常态化机制。所谓“采风”，一般指乐官群体采集各地风俗、民谣，编作诗、曲、舞的过程。《国语·周语上》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乐官将“采风”得来的风俗民情编成诗、曲、舞，通过“典乐”表演使天子、诸侯真切地了解百姓诉求。《汉书》有谓“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通过“采集各地风俗”“提供策略意见”和“举荐人才”等方式，乐官履行了谏言议政的职责，让施政者对天下风俗有了及时而准确的把握。
首先，“采风”将邦国的风俗民情具象化。《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行人”即采访员，将所采风俗呈交“大师”，编订“典乐”。“采风”既有其周期性，也有其系统性，要关照到百姓生活中的不同面向。《周礼·春官宗伯》记有“籥章”“旄人”“韎师”“鞮鞻氏”、《地官司徒》记有“舞师”等，他们分别负责收集如舆论、舞蹈等不同的风俗内容。像“旄人”，他专门收集、编排各地乐舞，“凡四方之以舞士者属焉”，通过调度各地舞者来“典乐”中演绎最“时尚”的舞蹈，还可以了解各地兵列战阵的变化。
其次，“采风”能够为兵战、农耕等政事提供策略意见，甚至寻求自然、神祇的庇佑。如《春官宗伯》讲“籥章”通过演奏“土鼓、豳籥”、吟诵诗歌，在春二月的白天迎接暑气，在秋八月的夜晚迎接寒气。在准确把握四季更替、气候变化的基础上，“籥章”利用特殊的方式促进寒暑气更替，辅助耕作农事。
最重要的是，“采风”是举荐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学子临近毕业时，“大司乐”要举荐那些优秀的子弟入朝承担适合的行政工作。对那些不遵循教导的子弟，小乐正、大胥、小胥需要逐级检举上报。《礼记·王制》曰，“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天子、三公、诸侯都会到学校对顽劣子弟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乐官在“采风”的谏言议政过程中实现。通过“采风”，先秦政治实现了对人才持续发掘，也强化社会对人才的重视，使人才流动进入良性循环，保障了文明发展的连贯性。
（作者王顺然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诸子乐论研究”负责人、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